最近，武漢三名女嬰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體出現性早熟特征，受害兒童家長曾想把奶粉送檢，卻遭遇“檢測無門”，質檢機構“婉言拒絕”，醫院稱“不是我們的工作范圍”，而權威部門關于奶粉的檢測指標中也沒有激素這一項。

　　在相關部門尚未公布調查結果之前，過早地認為這是三聚氰胺事件的重復上演，顯然不合時宜，畢竟在事情搞清楚之前，各方意見都應該有得到尊重的權利。并且，我們也希望相關部門針對此事能夠盡早地介入調查，給性早熟患兒、奶粉企業以及公眾一個合理公正的答復。

　　不過，從患兒家長歷經波折送檢無門的遭遇來看，和三聚氰胺演變成一場大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的前奏倒是異常相似：也是“相關部門”集體變成“無關部門”，也是面對患兒家屬的質疑婉拒檢測。本應代表百姓利益的職能部門與利益受到傷害的公民之間的關系，成為一種博弈的悲劇。畢竟，少了職能部門的撐腰，一個人的力量要與一個企業進行對話本身就是巨大的不公平。

　　“檢測難，難以上青天”，這樣的無奈以及產生的悲劇為何屢屢上演，其背后必定有密不可分的社會根源和制度根源。曾經飽受關注的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可能就是這一系列悲劇的一個范本。一方面，是公民常識和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另一方面，則是維權配套機制的繁冗和落后。而此次性早熟兒童所遭遇的“激素門”，又何嘗不是如此？種種跡象表明，孩子的父母正在被逼向“開胸驗肺”這樣的絕境。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今天，逐利商家在利益的驅動下也許可以喪失良知，但是作為政府職能部門而言，不能無視民生的權利訴求和自身的監管責任。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就深刻地揭示：弱勢的權利群體在利益集團的面前，如果其所信任的政府部門缺位，那是怎樣的一種悲哀。而事實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激素門”，是否又要迫使患兒家長為了維權四處顛沛流離，搞得傾家蕩產。

　　并且，如果相關職能部門繼續冷漠下去，再不及時介入調查，查明兒童性早熟的真相，如果確系奶粉添加激素造成的傷害，那么患兒家屬類似于“開胸驗肺”的遭遇和掙扎背后，更是傷害的擴大和公共事件的發酵。這樣的傷害跟三聚氰胺一樣，正在侵蝕著下一代的肌體，而且對于社會制度肌體和政府公信而言，也是一種侵蝕。

　　三聚氰胺事件告訴我們，只要相關職能部門重視，真相總有水落石出的時候。為了那些飽受性早熟摧殘的兒童，為了避免“激素門”擴大為公共安全事件，只有相關職能部門履行職責，打開檢測調查的大門，才能關上“激素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