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強國正在復興--從長期匱乏到供需豐盈 從千年專賣到市場經
8月17日訊:“理解一段歷史,我們首先需要跳出‘當下’的時空限制,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理解新中國茶
8月17日訊:“理解一段歷史,我們首先需要跳出‘當下’的時空限制,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理解新中國茶葉的輝煌,我們需要一個更長的時間尺度,從中國茶葉千年史和未來趨勢中去評價她;我們需要站得更高一點,在社會發展視角中去理解她。”8月4日,原中國茶葉產銷企業集團董事長于觀亭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生產貿易:連創歷史新高
晚清之前,中國茶產業一直在正向增長。到1886年,中國茶葉創下歷史新高值,總產量攀升到23.5萬噸,出口13.4萬噸,產量和出口量均雄居世界首位。自此之后,中國茶葉產量和出口量逐步下滑,全球排名不斷倒退。20世紀前半期,由于戰亂連連,我國茶葉生產和貿易遭受重創。
新中國建國后,即刻著手恢復工作。1949年底,中國茶園面積15.47萬公頃,總產量4.1萬噸。全年出口9900噸,在國際貿易總量中微不足道。在茶葉的故鄉,茶事業已經沒落。
當時針撥到了2008年,中國茶園面積已達160萬公頃,年產量124萬噸,面積和產量均居世界首位。全年出口29.7萬噸,創匯6.82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位。
1983年,中國茶產業經過建國后35年的發展,終于恢復到1886年的中國茶葉出口的最高紀錄,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新中國茶葉的發展,也并不是一帆風順。吳覺農茶學思想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施云清認為,“這60年的發展,可以分為5個階段,依次是奠基期、動蕩期、第一黃金期、轉型涅槃期和第二黃金期。”從1949年到1957年,我國三年經濟復蘇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茶葉生產、流通和管理進行了大幅改革,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茶產業從“幾近于零”開始步入快速發展軌道,茶葉生產開始了初步機械化,茶葉標準樣生產也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嘗試。
然而,隨后到來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又再次讓剛剛起步、正在蘇醒的茶產業墮入了低迷時期,茶葉產量銳減。在中央領導的親自關懷下,茶產業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1966-1970年)又慢慢發展起來,1970年茶葉產量恢復到1957年水準。
從1971年開始,茶葉進入了第一個黃金期,一直延續到1990年。其中,1978年是個分水嶺。農村土地改革,茶園分園到戶,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1978年,我國茶園面積104.8萬公頃,產量26.8萬噸,出口8.69萬噸。1989年,出口突破20萬噸。
施云清說,“從1990年開始,我國茶葉進入了長達10年的徘徊期,我把它稱為轉型涅槃期。茶葉產量基本可以滿足國內需求,之前的賣方市場,已經逐步轉化為買方市場。經歷過一段快速發展期后的完全放開,將行業領入了一個調整、轉型期,進入新飛躍前的涅槃。”1990年至2000年,出口市場完全放開,出口企業惡性競爭、自相殘殺,國際信譽嚴重下滑,削弱了出口創匯能力。1990年,產量54萬噸,茶葉出口19萬噸,1996年出口降到16萬噸。
2000年開始,中國茶事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飛躍發展階段——第二個黃金期,產量和出口量屢創新高,茶園面積不斷增加。
角色蛻變:從國之器到民之飲
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11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設立了建國后的第一家“央企”——中國茶葉公司。這是一家產供銷一條龍公司,在新中國的央企群中,屬于當之無愧的長子。長子的頭銜,不僅僅是榮譽,更是責任。在百業待興的時代,茶葉擔負著共和國的重托,共和國亟需進口的戰略物資和外匯,很大一部分要依賴于茶葉的出口創匯。
于觀亭說,鑒于茶葉的短缺和重要的政治價值,在1984年之前,新中國的茶葉政策延續著自唐以來長達千年的榷茶專賣制度。新中國的茶葉政策曾經多次變化,但是基本原則從來沒有改變過,“保證邊銷,積極擴大出口,適當增加內銷”。邊銷茶,牽系著邊疆穩定;外貿茶,事關出口創匯,茶葉等農副土特產是新中國早期出口創匯的主要依托;在富余的情況下,盡量多保留一部分茶葉,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
國家的重視和重點扶持,促進新中國早期茶事業飛速發展。1958年,毛澤東主席視察安徽茶園,發出“今后要在山坡上多多開辟茶園”的號召,在全國掀起一股開山種茶熱潮。于觀亭說,“現在的萬畝茶園,多數都是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
1984年,國務院頒發國發74號文件,決定放開內外銷的統管政策,有企業自負盈虧、自主經營。于觀亭說,“雖然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茶葉出口才正式放開,但是,這個政策的出臺,終止了延續千年的茶葉專賣制度,一個新的茶葉經濟時代已經來臨。”
寄托在茶葉身上的政治使命,更多地被其經濟職能代替,茶葉也從“國之重器”演變為“民之飲品”。相應地,茶葉體系也從大一統,走向了多元化發展。更多民間因素的介入,讓茶產業實現了“平民化”,回歸到更加開闊的發展平臺。
企業創新:繁榮的動力
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的夢想,企業、行業也有自己的夢想。施云清說,“六十年來,茶人的夢想,就是促進國家的發展、行業的復興,獲得與實力相當的國際發言權。”
夢想照耀著現實,政府機構、茶人、社團和企業,在各自的范圍內,進行著不斷的嘗試和創新。作為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企業成為各種不懈創新的連接點和樞紐。在創新的驅動下,在生產技術、管理、市場推廣等方面,中國茶企60年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實現機械化和工業化大生產,實現茶葉評級的標準化,是中國茶葉自19世紀以來的夢想。在清朝后期的洋務運動中,茶葉機械化生產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機械制茶在晚清并沒有形成主導地位。建國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52年至1957年,壓資訂機獲得大力推廣,中國推出了史無前例的拼裝號碼茶,茶葉實現了初步機械化和標準化。后來雖然遭遇波折,但是,機械化大生產和標準化已經不可逆轉地確定下來。
20世紀90年代之前,企業營銷依賴政府指標,進批差率和批零差率分別限定在17%、25%。1984年放開之后,企業營銷突然重要起來,隨之誕生了多種樣式的營銷新模式。于觀亭說,“剛剛放開時,判斷茶葉企業的實力和盈虧,只需問問營銷人員比率就可以知道大概了。”
生產貿易:連創歷史新高
晚清之前,中國茶產業一直在正向增長。到1886年,中國茶葉創下歷史新高值,總產量攀升到23.5萬噸,出口13.4萬噸,產量和出口量均雄居世界首位。自此之后,中國茶葉產量和出口量逐步下滑,全球排名不斷倒退。20世紀前半期,由于戰亂連連,我國茶葉生產和貿易遭受重創。
新中國建國后,即刻著手恢復工作。1949年底,中國茶園面積15.47萬公頃,總產量4.1萬噸。全年出口9900噸,在國際貿易總量中微不足道。在茶葉的故鄉,茶事業已經沒落。
當時針撥到了2008年,中國茶園面積已達160萬公頃,年產量124萬噸,面積和產量均居世界首位。全年出口29.7萬噸,創匯6.82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位。
1983年,中國茶產業經過建國后35年的發展,終于恢復到1886年的中國茶葉出口的最高紀錄,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新中國茶葉的發展,也并不是一帆風順。吳覺農茶學思想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施云清認為,“這60年的發展,可以分為5個階段,依次是奠基期、動蕩期、第一黃金期、轉型涅槃期和第二黃金期。”從1949年到1957年,我國三年經濟復蘇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茶葉生產、流通和管理進行了大幅改革,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茶產業從“幾近于零”開始步入快速發展軌道,茶葉生產開始了初步機械化,茶葉標準樣生產也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嘗試。
然而,隨后到來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又再次讓剛剛起步、正在蘇醒的茶產業墮入了低迷時期,茶葉產量銳減。在中央領導的親自關懷下,茶產業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1966-1970年)又慢慢發展起來,1970年茶葉產量恢復到1957年水準。
從1971年開始,茶葉進入了第一個黃金期,一直延續到1990年。其中,1978年是個分水嶺。農村土地改革,茶園分園到戶,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1978年,我國茶園面積104.8萬公頃,產量26.8萬噸,出口8.69萬噸。1989年,出口突破20萬噸。
施云清說,“從1990年開始,我國茶葉進入了長達10年的徘徊期,我把它稱為轉型涅槃期。茶葉產量基本可以滿足國內需求,之前的賣方市場,已經逐步轉化為買方市場。經歷過一段快速發展期后的完全放開,將行業領入了一個調整、轉型期,進入新飛躍前的涅槃。”1990年至2000年,出口市場完全放開,出口企業惡性競爭、自相殘殺,國際信譽嚴重下滑,削弱了出口創匯能力。1990年,產量54萬噸,茶葉出口19萬噸,1996年出口降到16萬噸。
2000年開始,中國茶事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飛躍發展階段——第二個黃金期,產量和出口量屢創新高,茶園面積不斷增加。
角色蛻變:從國之器到民之飲
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11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設立了建國后的第一家“央企”——中國茶葉公司。這是一家產供銷一條龍公司,在新中國的央企群中,屬于當之無愧的長子。長子的頭銜,不僅僅是榮譽,更是責任。在百業待興的時代,茶葉擔負著共和國的重托,共和國亟需進口的戰略物資和外匯,很大一部分要依賴于茶葉的出口創匯。
于觀亭說,鑒于茶葉的短缺和重要的政治價值,在1984年之前,新中國的茶葉政策延續著自唐以來長達千年的榷茶專賣制度。新中國的茶葉政策曾經多次變化,但是基本原則從來沒有改變過,“保證邊銷,積極擴大出口,適當增加內銷”。邊銷茶,牽系著邊疆穩定;外貿茶,事關出口創匯,茶葉等農副土特產是新中國早期出口創匯的主要依托;在富余的情況下,盡量多保留一部分茶葉,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
國家的重視和重點扶持,促進新中國早期茶事業飛速發展。1958年,毛澤東主席視察安徽茶園,發出“今后要在山坡上多多開辟茶園”的號召,在全國掀起一股開山種茶熱潮。于觀亭說,“現在的萬畝茶園,多數都是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
1984年,國務院頒發國發74號文件,決定放開內外銷的統管政策,有企業自負盈虧、自主經營。于觀亭說,“雖然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茶葉出口才正式放開,但是,這個政策的出臺,終止了延續千年的茶葉專賣制度,一個新的茶葉經濟時代已經來臨。”
寄托在茶葉身上的政治使命,更多地被其經濟職能代替,茶葉也從“國之重器”演變為“民之飲品”。相應地,茶葉體系也從大一統,走向了多元化發展。更多民間因素的介入,讓茶產業實現了“平民化”,回歸到更加開闊的發展平臺。
企業創新:繁榮的動力
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的夢想,企業、行業也有自己的夢想。施云清說,“六十年來,茶人的夢想,就是促進國家的發展、行業的復興,獲得與實力相當的國際發言權。”
夢想照耀著現實,政府機構、茶人、社團和企業,在各自的范圍內,進行著不斷的嘗試和創新。作為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企業成為各種不懈創新的連接點和樞紐。在創新的驅動下,在生產技術、管理、市場推廣等方面,中國茶企60年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實現機械化和工業化大生產,實現茶葉評級的標準化,是中國茶葉自19世紀以來的夢想。在清朝后期的洋務運動中,茶葉機械化生產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機械制茶在晚清并沒有形成主導地位。建國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52年至1957年,壓資訂機獲得大力推廣,中國推出了史無前例的拼裝號碼茶,茶葉實現了初步機械化和標準化。后來雖然遭遇波折,但是,機械化大生產和標準化已經不可逆轉地確定下來。
20世紀90年代之前,企業營銷依賴政府指標,進批差率和批零差率分別限定在17%、25%。1984年放開之后,企業營銷突然重要起來,隨之誕生了多種樣式的營銷新模式。于觀亭說,“剛剛放開時,判斷茶葉企業的實力和盈虧,只需問問營銷人員比率就可以知道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