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句話：“中國啤麥在奇臺”。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光熱水土條件，奇臺啤酒大麥不僅種植歷史悠久、種植面積大、產量高，而且浸出率、發芽率、蛋白質等主要質量指標優秀，可以與國外一流的啤酒大麥品質媲美，為此國家農業部曾授予奇臺“優質大麥之鄉”稱號。

　　正是看準了得天獨厚的大麥資源優勢，1995年由當地政府和金融機構等聯合組建了奇臺麥芽有限公司，意在通過對大麥的初加工，提高其附加值，使這一優勢資源成為優勢產業，使其步入良性快速發展道路。然而，企業發展歷經坎坷。

　　奇臺麥芽有限公司投入建設之初便趕上亞洲金融危機，企業面臨投入資金匱乏、市場萎縮、競爭激烈、產品滯銷、整個啤酒行業不景氣等重重困難，到2002年虧損上億元，不得不抵押給了農業發展銀行。2002年，農業發展銀行以2800萬元的低價將奇臺麥芽賣給新疆啤酒集團，2005年奇臺麥芽有限公司又成為新疆烏蘇啤酒集團旗下的一家子公司。2007年新疆烏蘇啤酒集團被丹麥嘉士伯啤酒集團收購，奇臺麥芽有限公司更名為新疆烏蘇啤酒（奇臺）制麥有限公司。2015年10月，嘉士伯正式宣布解散奇臺制麥公司。嘉士伯在寫給政府的報告中給出的理由是：該企業生產的麥芽價格遠遠高于市場價格，導致企業嚴重虧損。

　　2009年，嘉士伯決定對奇臺啤酒大麥收購實行“訂單農業”，大麥不再由奇臺制麥公司直接收購，而改由指定供應商收購。在后來的6年中，奇臺制麥公司（甲方）、供應商（乙方）和嘉士伯貿易（深圳）有限公司（丙方）簽訂了《啤酒大麥買賣合同》三方協議。

　　奇臺制麥表示，三方協議并沒有使企業有一個持續穩定的大麥基地，反而抬高了收購原料的成本。

　　按照嘉士伯的思路，與農民簽訂種植合同、落實種植面積、衛星定位具體地塊、引進良種、田間管理和收購等建立原料基地一系列工作都由供應商來做，使原料供應、麥芽生產和啤酒生產既相互分離又有機結合，在建立大麥原料基地的基礎上，形成從田間到餐桌的一條封閉、安全、可追溯的產業鏈條。然而，事實上三方協議并沒有將農民和供應商之間形成緊密約束。

　　供應商沒有真正去拓展原料基地，農民因為比原先制麥公司收購時獲得的利益降低而減少或放棄了大麥種植。。

　　一方面，從2009年到2014年，與市場應有的正常價格相比，嘉士伯累計多給供應商支付了3000萬元。另一方面，到2015年，奇臺縣的大麥種植面積由6年前的20多萬畝，銳減到了1萬多畝。

　　2002年是我國啤酒產業發展的重要年份，這一年我國成為世界啤酒生產和消費的第一大國，國外企業從這一年起也加快了進入我國市場的步伐，加劇并購。在異常激烈的競爭中，我國啤酒品牌集中度迅速提高,市場很快被華潤雪花、青島、百威英博、燕京和嘉士伯五大啤酒集團占據。

　　在生產中，一噸啤酒大約需要100至140公斤大麥，占到生產成本的15%到30%。而在所有生產成本中，大麥和啤酒花的價格波動最大，但由于啤酒花在生產中的用量很小，其價格影響甚微，因此大麥就成了決定成本的最為重要的因素。2007年，大麥價格暴漲，給啤酒生產企業帶來了空前壓力。也就在這一年，嘉士伯在兼并新疆烏蘇啤酒集團的同時，奇臺制麥成為嘉士伯的麥芽原料生產企業。通過兼并建立自己的大麥和麥芽原料生產基地，優化原料供應、降低啤酒生產成本和大麥價格波動帶來的壓力，從而擴大啤酒產能——這是嘉士伯當年的戰略構想。然而，“訂單農業”中出現的問題導致奇臺啤麥產量銳減、收購成本增加，使良好初衷走向了反面。

　　奇臺啤麥面積的縮減、奇臺制麥的虧損，是我國啤麥市場面臨困境的一個縮影。據中國產業研究報告網公布的數據，以澳大利亞啤酒大麥為主的洋麥大舉進攻，從2007年到2014年，我國啤麥產量由279萬噸狂跌到140萬噸，而進口洋麥則由109萬噸飆升到了3000萬噸，啤酒企業對進口大麥的依存度則由28.7%攀升到了66.7%。為此，啤酒生產企業的成本大幅上升。在新疆，大麥面積也出現了嚴重萎縮，從2007年的100多萬畝銳減到了2014年的15萬畝。2014年，供應商向奇臺制麥公司僅僅只提供了6671噸原料，只完成了計劃的48.55%。2015年，奇臺制麥公司已是無米下鍋，只能全面停產。國內面積的大幅萎縮，進一步加大了啤酒生產企業對洋麥的依存度。

　　我國啤酒產量年人均消費量達34.2升，高于33升的世界平均水平。2014年中國啤酒總產量為4921.85萬千升，達到消費量階段性的峰值。

　　大麥成本提高、啤酒產量受限、利潤空間縮小，這是啤酒企業在未來的競爭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有專家分析，如果說以擴大產量為核心的投資建廠和參股并購是啤酒產業前兩輪競爭的主要形式，那么，企業內部的優化、提質升級將是第三輪競爭的核心。

　　提質增效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提高管理水平，減少成本，使企業內部資源配置更加科學合理；二是針對消費水平增長，開發中高端產品，走出中低端產品同質化競爭的陰影，擴大利潤空間，贏得新的市場。

　　啤酒行業集中度高，但利潤卻很低，這主要是中低端產品同質化競爭的原因，這已導致近年來我國啤酒行業的大面積虧損。有業內人士分析，啤酒行業高端化將是擺脫利潤過低的最優選擇。而啤酒高端化離不開原料的多品種與優質。

　　我國進口啤酒大麥主要為澳麥，即使支付高昂的長途運費后，澳麥仍有強勁的競爭力，這也折射出我國大麥產業的弱勢。進口啤麥的依存度已經達到70%以上，并仍然在增加。

　　據專家分析，國產啤酒大麥式微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是受傳統種植局限。和國外農場大規模種植、統一田間管理相比，我國大麥生產基本上都是散戶種植，品質均一性差，這使國產大麥在釀造性能和品質上劣于進口大麥。

　　二是受經濟效益影響。與小麥相比，種植大麥存在風險大、盲目隨意性大、經濟效益低等問題。在奇臺，10多年前1公斤小麥只有1塊多錢，大麥最高的時候到了近3塊錢，現在1公斤小麥到了3塊多錢，而大麥只有2塊多，10多年中，大麥價格基本維持原狀。同時，大麥市場也難以把握，有時出現賣難現象。大麥與其他作物相比效益差，導致農民種植大麥的積極性不高。

　　三是種植基地難建立。大麥在我國基本上都是散戶種植，存在統一管理難、良種推廣難、標準化生產難等問題。即便是企業與農戶簽訂合同，由于是一種松散型的契約關系，農企之間相互制約性差，利益關聯度小，在種植面積、產品質量、銷售價格和數量等方面，處于游離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往往對原料的生產過程不愿有過多投入，建立大麥種植基地從根本上得不到保證。

　　四是種植技術落后。傳統粗放型種植在大麥生產中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由于大麥效益不高，種植技術無人過問，農民往往把大麥種植當作倒茬或改良土壤的作物，在耕作方式和種植品種等方面，與其他作物相比，較為落后。

　　五是扶持政策缺位。大麥受國家產業政策影響，農業領域認為它們是工業用產品，需要工業領域管理，而工業領域又認為是農產品，不歸工業領域管理，這樣大麥種植始終游離于國家管理政策之外，享受不到政策補貼扶持。

　　2015年6月我國與澳大利亞簽署了自貿協定，大麥進口的門檻放低，國產大麥面對洋麥咄咄逼人的攻勢，其生存將會更加艱難。

　　一方面，從2002年開始我國連續10多年都是世界啤酒生產和消費的第一大國，而另一方面，作為啤酒的主要原料大麥的生產卻危機重重，主要依賴于進口，這暴露出我國啤酒產業深層次的問題。有專家指出，在原料上失去話語權，這不僅會增加企業生產成本，使原料無法從根本上得不到保證，而且也會失去持久競爭力。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走企業發力和國家政策扶持兩條路。目前，我國不少啤酒企業對大麥原料強調的是“全球采購”，卻不愿花力氣在家門口建大麥生產基地，甚至對已經建立起來的基地也不加珍惜輕易喪失。對此，有專家認為這不是一個有發展眼光企業的明智之舉。啤酒產業新的一輪競爭不僅是數量上的競爭，更是企業運行和產品品質的競爭，要著力破解大麥原料給啤酒企業帶來的發展難題，在國內建立真正屬于自己的原料基地已勢在必行。

　　同時，國家也應制定相應的扶持政策，在科研攻關、新品種開發、集約化種植、標準化栽培等方面給予一定補貼，提高農民大麥種植效益。充分調動國家、企業和農民三個方面的積極性，才是應對啤酒大麥危機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