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IT觀察人士方興東認為，“創新，就是要打破舊的，先破后立，所以一定要扶植新的公司、新的人才”。但他看到，政府資源大多流向了大公司而不是新創企業：企業上市了，政府辦個大型慶祝會、獎勵很多錢；而新創企業，房租越來越貴、創業門檻越來越高，達到高新技術企業的門檻那是享受各種優惠政策的前提也越來越難。

　　據記者所知，現在“千人計劃”、“海聚工程”，評上就獎勵100萬，老一代企業家“有看法”。有過硅谷工作經歷的“海聚工程”“千人計劃”入選者楊大川博士也承認，重獎“海歸”對國內人才多少不公平。他還告訴記者，確實有“個別硅谷回來的朋友，從政府拿了很多錢，最后沒做下去就走了”。不過，他認為，不應站在本地人才的角度和“海歸”人才比，而應站在國家的角度：與其把人才放在硅谷讓美國人利用，不如讓他回來讓中國人利用。

　　“從基層對新制度的需求提出來，到最后這個制度被批準實施下來，差別極大，可能80%都被砍掉了。”中關村管委會原委員趙慕蘭深有感觸地說。

　　趙慕蘭多年體悟的結論是，要真正在中關村做事，就要研究企業、符合企業的發展規律，“一定得跟企業的發展形成內在的合力”。她認為，前20年，中關村的產業基本都是新興產業，但都是跟隨性的，包括互聯網；后20年，國家自主創新大旗一舉，跟隨性的產業發展滿足不了創新型國家發展的目標，一定要有原創。“原創怎么來？這個還在摸索當中。”

　　聽到中關村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消息后，王緝慈只不過跟身邊人說了句，“哦，要搞創新示范區了”。“我并不覺得這是多大的事。”她說，“國家搞自主創新戰略，我舉雙手贊成，但我并不認同設立示范區這種做法。”

　　王緝慈將各類示范區的頭銜稱之為“區域符號資本”，“有了這些頭銜、這些區域符號資本，就可以找上邊要政策、就會集中很多資源。這容易導致符號與政績掛鉤、急功近利”。

　　王緝慈上世紀80年代初就經常騎車到中關村各公司調研。在她看來，科教中心中關村作為創新中心，在1980年代表現還比較明顯，但之后便不再突出，反而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科技成果儲備枯竭，創新能力下降，反倒是外地園區里的企業在生產制造中進行了很多創新。

　　中關村從1999年開始形成的今天“一區十園”格局，在王緝慈看來實際上造成了資源分散而創新本來是要聚集要素資源的。此外，這種格局還造成了管理層級的增多與復雜化。不幸的是，很多地方將“一區多園”作為一種經驗學習。

　　王緝慈認為，作為示范區，國家是希望中關村在體制機制上為各地做示范，但據她到各地調研的經驗，“地方上可能比中關村做的更好反倒是中關村有些"玩不轉"，體制僵化的厲害”。她認為，“各行各業、各地情況都不一樣，單純靠中關村做示范，意義不大畢竟已經不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時代了。”

　　而據中關村管委會官員介紹，多到應接不暇的各地到中關村交流、“取經”者中，感嘆“中關村不太好學”的，不在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