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陳良英從在茅臺酒廠區里住了24年的老宅依依不舍地搬走了。從陳良英的老房子走到最近的生產車間，只需3分鐘。“除了原居民區拆遷萬余人騰出的1平方公里之外，還為茅臺酒廠預留了中華村、太平村兩個行政村共10平方公里的未來發展空間。”茅臺鎮官員王照達說，居民搬遷出來后，茅臺集團今年擴產的13棟年產200噸制酒生產廠房，將可以加快建設。（《新華網》11月15日）

　　盡管茅臺鎮萬余名居民正在進行的大規模搬遷，目前也出現與政府對抗現象，但是，筆者仍覺得，如此大規模的搬遷，必須給出一個充分的理由，那就是拆遷的目的，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也就是人們常講的公共利益。

　　從此次茅臺鎮的搬遷來看，是把“營造茅臺釀造環境”當成首要理由。那么，營造釀酒環境，能否稱得是公共利益呢？筆者覺得，此舉很難稱得是為了公共利益，從整個新聞報道和網友們的推斷來講，政府很可能是擴大茅臺酒再生產的一個美麗借口。正如當地官員講，居民搬出來后，將建造一個年產200噸的新廠房。

　　事實上，“公共利益”不斷出現在國家法律中，新修訂的《憲法》第十三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2007年10月份，頒布實施的《物權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單位、個人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但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給予補償；沒有國家規定的，應當給予合理補償。

　　當然，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對于公共利益概括性說法，并無大礙，可是，作為憲法下位法的物權法，仍然“照抄照搬”憲法的說法，就有些不妥當了。難怪乎，有人認為，《物權法》不界定“公共利益”，是本法的最大缺憾。

　　對于《物權法》有意回避“公共利益”，權威人士認為，在不同領域內、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情況相當復雜，難以作出具體規定，應將“公共利益”留給相關單行法律作界定。正是因為，公共利益沒有明確定論，所以，在每次拆遷事件中，地方政府都會拆遷理由說成“為了公共利益”，居民必須無條件配合，顯然，公共利益變成一個筐，政府想裝啥就裝啥，這不僅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影響到干部與群眾的關系，而且也容易產生誤解和矛盾，甚至沖突。

　　在一個公權與私權日益交織和糾纏的時代，“公共利益”成了必須邁過的門檻，必須面對的社會課題，因此，政府對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不能一味回避，一定要從容不迫，直面應對。很明顯，《城市拆遷條例》作為《物權法》的配套單行法規，是界定“公共利益”的最好契機，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一拖再拖了。

　具體講，一方面立法部門要進行充分調研，對法律主體所涉及到公共利益問題，盡可能全部納入《城市拆遷條例》中；另一方面，政府應當向社會公布“公共利益”項目的細節，并提供多種選擇方案，以聽證會等方式，接受社會監督。此外，政府還要搭建政府、開發商以及被拆遷者三者博弈平臺，讓博弈前置，以避免形成法規后，在公共利益問題上，相互推諉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