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改革開放前就是院所林立、人才濟濟，為什么沒有出現后來那樣的繁榮？”這是中關村最初的三位創業元老之一的紀世瀛30多年來一直思索的問題。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薩克森教授也曾在她曾引起中國人追捧的《地區優勢：硅谷和128地區的文化與競爭》一書中指出，美國東海岸128號公路地區的高校資源和融資條件較西海岸的硅谷更為優越，然而最終勝出的卻是后者。

　　“關鍵是體制機制！是第一家民營科技企業破殼而出引爆了中關村。”紀世瀛堅定地認為，中關村在突破計劃經濟、沖破中國傳統文化的桎梏，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族精神這方面，“要遠遠超過硅谷的作用”。

　　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王汝芳也認為，在中關村范圍內，大學、科研院所擁有大量的技術創新成果，但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卻存在諸多體制機制障礙，如股權激勵、科技成果處置權和收益權，按原有規定，科技成果收益除了獎勵發明者之外，另一部分是上交國庫的，“那學校就不一定有積極性了”。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從中央領導到實驗室科研人員，為科技成果轉化所困擾者不在少數；而推動“產學研”合作亦是歷屆中關村主政者案頭課題之一。

　　中關村最早的創業者陳春先，冒著巨大風險“下海”創業的一個最樸素愿望便是，讓技術能為生產服務，他個人甚至寧愿為此不要報酬。

　　另一位中關村創業元老陳慶振（其創辦的科海公司，日后成為中關村最風光的“兩通兩海”之一）則回憶說，促使其“下海”的原因是，他在中科院物理所負責科研計劃和科研檔案時發現，“中科院的絕大多數科研成果整天都在檔案室里睡大覺，沒有被生產所利用，造成極大的浪費”。他為此還于1979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追問轉化科技成果為什么那么難？

　　縱然是這樣不從追求個人利益的“出走”，他們亦首先需要跨越橫亙在面前的體制壁壘，第一關就是他們所屬的“單位”。為創辦企業，陳春先與上司交惡；為了從中科院計算所出走，日后的京海公司創辦者王洪德留下近乎決絕的聲音：“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調走！調走不行，辭職走！辭職不行，你們就開除我！”

　　中關村為這些體制內出走者提供的第一個幫助是，由胡定淮領導的海淀區科委接納他們的檔案。“一個戶口、一個檔案，那時就是人的生死文件啊！”年過花甲的中關村管委會原委員趙慕蘭說。另一個幫助是，時任海淀區委書記賈春旺決定，以知青企業的性質為中關村科技人員創辦的企業提供稅收優惠。

　　這些在當時多少有些不規范甚至明顯與政策相悖的自下而上的機制創新，使中關村迅速紅火起來。

　　之后，中關村的每一次大發展也都與機制體制的突破和創新息息相關：從第一家民營科技企業的誕生到我國第一部高新區條例的出臺，從第一家無業務主管單位協會的誕生到第一個國家工商總局駐中關村辦事處的設立等等。如今，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亦明確定位為“深化改革先行區”。

　　在國務院批復的《中關村自主創新示范區發展規劃綱要（2011-2020）》中，明確要求中關村，“深化改革和創新，破除制約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聚集整合國際國內高端創新資源，營造企業做大做優做強的環境，掀起新一輪的創新創業高潮，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

　　中關村管委會主任郭洪對中關村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理解是，“針對創新創業的關鍵環節和要素，包括人才、金融、科技成果轉化、企業做強做大等諸多方面，有針對性地提出政策建議，打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

　　2010年12月31日，中關村自主創新平臺成立，由來自19個國家部委和31個北京市屬單位的人員參與重大事項決策，特事特辦、跨層級聯合審批，落實國務院同意的各項先行先試改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