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挑戰既來自國外，也來自國內。國外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國際金融危機。盡管危機基本過去，大多數國家恢復了正增長，但是潛在問題、不確定性還存在。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雖然實現了正增長，但不夠穩定；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美元，實施了寬松的貨幣政策，盡管在美國國內來看是必要的，但對其他國家貨幣造成升值壓力，而且所有持有美元的人都要承擔貨幣購買力降低，也就是通貨膨脹代價。歐洲方面，歐洲及各成員國的主權債務危機拖累了其復蘇的速度，歐盟現在花很大力量解決這個問題。政府不能破產，歐盟對主權債務危機所能做的就是：借新債還老債，進行重組債務，出售資產，或者緊縮財政。經濟形勢不好，借新還舊策略行不通。債務重組與債權方談判，對方會提出苛刻的要求。出售資產，需要平衡很多方面的利益關系。緊縮財政會引起人民群眾的反彈，影響社會穩定，政府要承擔一些政治風險。因此，要解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相當困難。

　　這對中國的影響，一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摩擦大量增加；二是人民幣升值壓力會增大。這兩方面對中國企業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中國企業來自國際上第二個挑戰就是低碳發展的要求。現在全世界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是264億噸。2009年，我國宣布到2020年要比當前單位GDP的排放水平降低40%到45%，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GDP增長將超過一倍，盡管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這么多，總排放量肯定要增加。這樣一來，在碳排放問題上，我們面臨很大的壓力。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碳排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問題上有爭議，特別是針對中國。我在不同場合對發達國家的人士講，你們現在對中國施加壓力是不公平的。首先，過去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排了二氧化碳，發達國家完成了工業化，碳排放少了，卻來限制中國，要求中國承擔發達國家工業化歷史的碳排放責任。實際上，中國在歷史上碳排放量只占世界9%，中國還在發展，還需要發展，所以發達國家對中國的要求不合理。第二，從人均水平來看，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發達國家講人權，那么每個人就都應該有相同的排放權，對不對？第三，很多外國生產裝置都遷到中國來，產品是出口國外，利潤由國外投資商拿走，排放二氧化碳卻都算在中國的賬上。外國人得了實惠，我們卻要受責備。

　　從國內來看，企業面臨的挑戰：一是產能過剩要治理，二是地方政府大量的債務要清理，第三是通貨膨脹的預期要治理，第四個挑戰就是政府職能的轉變。重點談一下通貨膨脹問題。由于去年貨幣發行量大大增加，其中外匯占款很多是重要因素之一。貨幣供應超過實體經濟的需要，造成貨幣購買力持續下降，或者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引發通貨膨脹。再加上國際糧食、石油價格上升，引起輸入性通脹。因為通貨膨脹預期，人們擔心“錢不值錢”，就會去搶購東西，形成一種虛假的需求，造成物價上漲。這已經引起政府重視，出臺措施抑制物價過快上漲。物價上漲現在要壓企業。

　　面對這些國際和國內的挑戰，中國企業該怎么辦？總的來說，一是要優化產品組合，二是要考慮企業戰略，三是要考慮通過兼并重組，來優化產業鏈，最后通過培訓提高職工的素質，只有一流的職工才能夠有一流的企業。同時，企業在發展中，要根據經濟形勢和自身情況理性擴張，避免盲目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