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之個人的“動物精神”，政府的“動物精神”可以給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

　　凱恩斯認為企業和個人具有“動物精神”，他們的樂觀和悲觀情緒交替輪換，造成經濟從景氣到蕭條的循環。政府可以并且應該審時度勢，帶有前瞻性地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反向操作，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機抉擇”。弗里德曼針鋒相對，他強調預測未來經濟形勢和政策操作的困難，并引用數據指出，實踐中的貨幣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經濟的波動。這一實證研究的政策含義是不言而喻的：欲穩定經濟，必先穩定貨幣供應。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了貨幣發行的固定規則，比如說每年增加3%，或基本與GDP增長同步，禁止中央銀行隨意改變貨幣供應數量。弗里德曼雖然沒有明確地將“動物精神”作為政府的屬性，他對政府的“完美理性”顯然充滿了懷疑。

　　實際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大問題還不是“動物精神”，而是其邏輯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場彌漫著“動物精神”，政府則充滿了人類理性；市場有可能失靈，政府卻永不失靈；市場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為零；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政府卻擁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標函數，企業與個人是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會福利為己任。在這些假設下，不必建立數學模型，不必進行理論分析，假設已決定了結論。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學推演背后，凱恩斯主義者證明的只是假設，以及假設的直接邏輯結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場。

　　凱恩斯主義關于政府的假設在現實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動物精神”絲毫不亞于私人部門，中國1959年到1961年的經濟歷史即為一例。在“超英趕美”、“大躍進”等不切實際的經濟發展目標下，政策制定者頭腦發昏，大規模動員資源，將投資率 （固定資產投資對GDP之比）從1958年的15%急劇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動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見，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聯儲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貨幣緊縮，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資產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過于松寬的貨幣政策，都像是“動物精神”的經典案例。

　　同樣經不起推敲的是“政府為公”的假設。希臘政府破產，多個歐洲國家陷入債務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眾利益，就不應該有債務危機。根據正統的凱恩斯主義說法，在經濟蕭條時，政府減稅和增加開支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因此而上升；當經濟轉入繁榮時，財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稅收和削減開支，財政會出現盈余。繁榮期的盈余抵消蕭條期的赤字，在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上，可實現財政預算的平衡。理論上聽起來完美無瑕，為什么在實際執行中，各國政府都是負債累累而鮮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動機。減稅和增加政府開支如福利、補貼和投資等等，對選民有實惠，有助于撈到選票，政客樂此不疲。加稅和減少財政開支卻是不討好的事，即使經濟形勢好轉，也沒有人愿意為長期的預算平衡而得罪選民，在政客們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遠比國家的未來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邏輯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動物精神”，從上一節的討論可知，較之個人的“動物精神”，政府的“動物精神”可以給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個人的非理性沖動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制約；個人必須承擔自己決策失誤的后果，也就是面臨著“預算硬約束”。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既沒有制衡，也不必對政策后果負責，即“預算軟約束”，決策者們的“動物精神”隨著貨幣政策散布到經濟的各個角落，形成系統性風險。在一致性假設下比較個人與政府的“動物精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結論不再成立，為了減少經濟的波動，公眾應該立法規范貨幣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機抉擇”式的政策干預，中央銀行更像是一個規則的執行者，而不是現在這樣的政策制定者。至于貨幣政策規則應該是什么，泰勒法則還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長率？基本上是一個實證問題，理論很難提供先驗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