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出口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我國外向型企業長期從事低附加值和低技術含量的加工組裝。我們本來可以化危險為機會，通過市場化的破產、重組和兼并，淘汰陳舊過剩產能，提高行業集中度，促使企業進行產品和技術的升級換代，但在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啟動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危機前的狀態，而經濟結構的扭曲則進一步惡化。可以毫不夸張地講，我們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時機，我們浪費了一次危機。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不僅使結構調整更為困難，而且強勢的政府干預改變了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問經濟效益，一大批公路、鐵路、機場等基礎設施項目倉促上馬。在“4萬億”的鼓舞下，各級政府紛紛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資計劃，數額之大令人瞠目結舌，有些省份的計劃投資總量竟然相當于該省幾年的GDP。

　　借著拉動內需的聲勢，各級政府走向前臺，成為經濟舞臺上的主角。國有企業也從昔日的改革對象變成了經濟的中流砥柱，憑借著政策和資金優勢，大力擴張。當部委的規劃代替了市場價格的導向，當宏觀調控代替了微觀活力，當國企的財大氣粗代替了民企的創新進取，當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場的無形之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就淪為一句空話。

　　反市場化的原因是多樣的和復雜的，世界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這樣的時期，特別是在大動蕩和大災難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蕭條”、1990年代蘇聯的解體，以及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在西方，當一場漫天大火行將毀掉大廈時，驚恐的居民將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隊身上，為了避免滅頂之災，人們愿意或者不得不放棄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權利，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撲滅大火之后，消防隊并不想退出舞臺，借口災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劇的重演，他們得以保持強勢的地位，繼續干預社會的正常經濟活動。在轉型經濟中，舊體制倒坍了，新體制卻不能立即建立起來，經濟的萎縮和社會的失序喚起人們對往日的回憶，政治家如俄國的普京利用民眾對現實的不滿，對內加緊控制經濟和社會，對外高調與西方對抗，試圖重回集權專制之路。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