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稱之為“倍增”（double down）舉措的一個例子，也就是說，如果對一種模式的關鍵屬性加大押注，會激發出另外模式的優勢，從而獲得翻倍的優勢。在多倫多電影節案例中，整合性舉措把包容性和轟動性之間的取舍，變成了一個解決方案：包容性帶來了轟動性。

　　首先，漢德林對產生這兩種模式的邏輯機制了然于心，而且絕對不會混淆。所以，他很明白產生包容性感覺的邏輯機制：專家評委的缺席；大量可觀賞的影片，而不是寥寥幾部預選過的影片；對大眾開放，而不是用天鵝絨繩索隔開喧嘩的民眾。

　　同時，他也通曉帶來轟動性的邏輯機制：聲望卓著的評審團，最好是由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擔任主席；吸引眾人眼球的獎項；明星和紅地毯；追星的媒體和狗仔。不僅如此，他還真花了時間去深入研究轟動性，眼球經濟刮起了一陣旋風，不僅吸引了想推銷影片的制片商，帶了導演和演員來助陣的制片商，也吸引了想買他們影片的經銷商，帶了支票本前來的經銷商。

　　正因為對這兩種對立模式背后的邏輯機制了然于胸，漢德林才能夠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有沒有什么辦法讓包容性產生轟動性，尤其是這種能夠帶來正面經濟效應的轟動性？

　　這個答案顯然要從經濟邏輯中尋找，而不能從藝術邏輯中尋找。無論在商業上有沒有吸引力，能不能熱賣，導演們可能更希望獲得藝術上的成功，但是經銷商們要的是叫座的影片，這才是他們現身電影節的經濟驅動力。

　　因此，這里就存在一個“倍增”效應：一個以包容性為目的的獎項在制造轟動性的同時觸發了最大限度的經濟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