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教訓告訴我們，私有化僅僅是經濟轉型的起點而非終點，私有制僅僅是市場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普京所代表的“新權威主義”可以填補舊體制留下的真空，但歷史多次證明，與新權威對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危害相比，它所實現的暫時秩序和繁榮很可能是得不償失的。

　　以德意志為例，1848年的革命動搖了保守的普魯士專制王權，1862年俾斯麥出任宰相，以鐵血手段，重建國王政府的權威，并通過戰爭建立了德意志帝國。在俾斯麥的領導下，統一的德國很快崛起成為新的世界強權，同時也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1918年德國戰敗，孱弱的魏瑪共和國內外交困，局勢的動蕩和經濟的蕭條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將希望寄托在強人身上。強人確實出現了，希特勒趁勢攫取了政權，在短時間里扭轉了局面，德國經濟復蘇，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隨即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之后，德意志民族如夢方醒，痛定思痛，徹底拋棄了權威主義的“德意志道路”，轉向以個人自由和權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以及適應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市場經濟，至此方完成了長達一百多年的現代化轉型。

　　與俄羅斯等轉型經濟不同，中國以保持現有社會和政治結構基本不變為前提，在經濟層面上推進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的改革，市場發揮了配置資源的作用，私有制對創新和勤勉工作產生了強大的激勵。漸進式的改革保證了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穩定的環境帶來穩定的預期，資產所有者選擇持續經營而不是出售套現，中國經濟得以高速增長，避免了俄羅斯式的“改革衰退”，即預期劇烈波動引起的產出收縮，中、俄之間的根本區別也正在這里。

　　政府作為現有規則的執行者和現有秩序的維護者，發揮著更多的職能，但由于缺少制約，政府不斷地延伸和擴大其職能，越來越多地參與和干預經濟活動，逐漸轉變成為有著自身利益訴求的規則執行者和秩序維護者，也就是通常所講的親自下場踢球的裁判。裁判通過管制和審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場上尋租（Rent－seeking）套現。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繼續改革的動力，半管制半市場的現狀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擴大市場化改革會削弱造租潛力，他也不想退回計劃經濟，因為那可能意味著失去套現的場所將權力轉化為金錢的市場。

　　另一方面，民眾對改革的失望也日漸增加。與經濟繁榮并存的是機會的嚴重不均，貪污腐敗盛行，收入兩極分化。當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時，民眾開始質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懷念共同貧窮的計劃經濟年代，寄希望于一個強勢的政府，以壓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實現較為平均的收入分配。一些人當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員下場踢球，“尋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員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惡化，對策應該是政府退出經濟而不是更多的干預。但對策為什么沒有被采納呢？常識告訴人們，政府退出經濟將是一個艱難和長期的過程，而強化政府的干預往往可收立竿見影之效。這樣的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對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眾生活勇氣的源泉，對于現代社會的個人權利以及保護個人權利的法治，他們如此陌生，以至于習慣性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政府。中國也遭遇了轉型的內在不協調性，經濟已經市場化或半市場化了，支持市場運行的制度以及作為這些制度基礎的社會觀念仍然停留在舊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