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臺灣塑化劑風波如滾雪球般愈演愈烈，已經釀成一起重大食品安全危機。本次塑化劑事件是有不良業者將塑化劑的一種DEHP(鄰苯二甲酸二酯)當做起云劑的配方使用。另一方面，歐洲發生了“毒黃瓜”事件，僅在德國，感染該病毒的人數和死亡人數繼續上升，目前已有10人死亡，另有274人處于病情嚴重狀態。不少歐洲國家也報告了感染病例。最奇怪的是，到目前為止，毒黃瓜的源頭還是沒有找到。人們恐怕都會承認，中國臺灣和歐洲的食品市場是相對規范的，尤其是歐洲，其食品安全監管機制，甚至可以說是十分繁瑣、苛刻的。盡管如此，那里仍然出現了如此嚴重的食品安全危機。
　　出現這種現象，也許并不奇怪。亞當·斯密的貢獻在于指出了市場的效率來自于分工。分工的擴展和深化，是現代商業社會高效率地創造財富的秘密所在。人們今天經常談論的全球化，也就是分工在全球范圍展開。這當然會大幅度地提高財富創造的效率。

　　不過，容易被人忽略的一點是，斯密也明確地指出了，恰恰是給人類帶來福利的市場機制，同時也會具有負面效應。斯密指出，以分工為本的現代商業給人類帶來三大不良現象：第一，伴隨著分工，人們的視野可能變得非常狹窄，尤其是下層民眾的見識將會非常狹隘。第二，教育大受忽視。第三，伴隨著分工，社會的尚武精神迅速衰敗。斯密鄭重提出，“如何補救這些缺點，是值得認真注意的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補充一點：分工不斷深化的現代商業，也可能讓企業變得不負責任。分工的深化經常意味著同一家廠商的產品的投放范圍極大，甚至可以說覆蓋全球。這也就意味著，假如一種產品出現了問題，它的影響必然十分廣泛，甚至可能是全球性的。至關重要的是，在這樣的分工體系中，生產、交易活動脫離了熟人之間的人際關系的束縛。生產者與消費者完全分離，相互成為遙遠的陌生人。也正因此，雖然黃瓜已經成為罪魁，但人們甚至無法確認，這些黃瓜究竟是來自哪兒？在何處感染病菌？因為，從生產者到消費者，中間經歷遙遠的路程，經歷了諸多中間環節。此一困境，乃是分工所致。這樣的分工提高了效率，但也增加了消費者可能遭受傷害的風險。

　　這也就觸及現代社會理論中討論的一個永恒議題：現代社會是一個陌生人社會，現代市場是陌生人遠距離交易的機制。因此，人們很自然地說，法律至關重要，制度至關重要，這包括，獨立的監管至關重要。這些當然沒有任何問題。應當說，具有成熟市場經濟的地區在這方面的制度已經相當完備。

　　但是，這些地區仍然出問題，而且是相當嚴重的問題。為什么會這樣？仍然需要回到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在一個陌生人社會，法律所具有的約束力，其實遠不如人們所設想的那樣有效。既然是陌生人的遠距離交易，其間會經歷復雜的中間環節，那么，置身于分工體系中的人們，就可能抱有“僥幸之心” 春秋后期晉國賢人叔向早就指出過這一點。反正最終的消費者看不見，反正出了問題，外界未必能夠在自己與他人的損害之間建立起聯系。因此可以說，現代市場體系其實充滿風險。

　　還好，在一般國家，除了法律之外，一種更為基礎性的約束機制還在發揮作用，那就是個人的道德和職業、行業的倫理。對于馬克斯·韋伯關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間具有密切關系的經典命題，其實可以做一個一般化的理解：相比于熟人社會，陌生人的遠距離交易要求個體更為嚴厲的內在道德約束。因為，消費者并不在生產者身邊，而法律絕不可能看管每個人的每個行動。惟有生產者具有儒家所說的“慎獨”意識，才不會欺騙消費者，一個可信賴的交易秩序才能夠逐漸形成、擴展。

　　換言之，與一般人的理解相反，現代市場需要更嚴格的道德自律，需要“慎獨”的功夫。麻煩的是，現在政治學和倫理學通常會有鼓勵非道德、反道德的傾向。也許，這是現代社會最為嚴重的自相矛盾之處。由此，現代市場的內在要求就不能得到滿足，它仍然始終具有極大的風險。這樣的風險在華爾街金融風暴中，在各種食品安全事件中，在侵權糾紛中，可以廣泛地看到。

　　當然，上面的討論，絕沒有排斥法律之治和監管的意思。發達市場的毒食品故事只不過提醒人們：控制市場風險，保障消費者安全，需要同時做兩個工作：健全監管，完善法律；同時，也必須重建道德和倫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