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全球500強”企業，另一邊是生命個體，無論是冥冥之中哪一股力量把二者結合到一起，為什么悲劇會屢屢發生？

        對此，有心理專家羅列數據，言之鑿鑿地說，比起社會上的自殺率，富士康的自殺率并不高；有媒體調查指出，富士康的工資、福利比許多企業都高，“遠稱不上血汗工廠”。兩者互為印證，結論自然是員工跳樓蓋因個人生活或心理有問題。

        別的不敢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自殺的是這些心理專家、媒體記者的兒女或兄妹，他們就不會如此冷靜地分析、調查，得出荒謬的結論了。

        郭臺銘說：“我總對員工們說，集體利益要高于個人利益。”媒體報道說：郭臺銘“以軍閥的鐵腕管理著”富士康。

        或許，我們可以以此作為一個尋找答案的線索。

        對于中國人，魯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王小波先生稱之為“沉默的大多數”。中國文化的劣根性，始終是一個爭論不斷的話題。但對于中國封建社會政體的專制，學者們并無異議。

        然而，同樣是專制，為什么春秋戰國（諸侯國國君專制）與秦帝國之后（秦始皇、劉邦、朱元璋等帝王專制），同樣作用于中國，卻有巨大的不同呢？

        其實，中國專制歷史的分野，是在商鞅變法之后。

        商鞅變法，主要內容為定都、建縣、辟土、定賦、本富、勸戰、禁奸、重令。其中禁奸規定：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互相覺察；一家有過，九家舉報，不舉報者，十家連坐。

        政令一出，有人反對，有人贊成，商鞅把他們全都拘禁于官府治罪，發配邊疆。因為前者“梗令”，后者“媚令”，皆非“良民”。同時大開殺戒，商鞅經常到渭水監斬，最多時一天誅殺700人。

        嚴刑峻法之下，秦人完全異化為“農業生產機器人”和“軍事戰爭機器人”，不敢對政令言是言非，唯有機械地遵照執行，具有極高的效率。

        雖說苛政猛于虎，秦帝國興于商鞅變法，亦亡于商鞅變法，但漢襲秦制，千年之下，由于商鞅之道確實可以驅萬民為一人之驅使，剝取天下之財富供一人之淫樂，所以商鞅雖亡，其政綿延不息。

        學者們普遍認為，現代化工業產生了“經濟人”，為了提高生產效率，人異化為流水線上的零部件。其實，中國農民在商鞅變法之后，始終是典型的“經濟人”，“冷漠”地置身于帝國的興亡之外。

        專制是人類歷史的產物，但商鞅以極其不人道、野蠻的手法，一層一級地推進到社會底層，徹底毀滅了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卻是之前與之后封建專制的最大不同。

        富士康“連連跳”悲劇的背后，是商鞅式的企業治理模式—郭臺銘的“鐵腕管理”層層推進，對員工進行精神奴役。

        《第一財經日報》刊發標題為《工業化冷漠下的富士康帝國》的記者采訪文章，指出：“5月14日，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場勵志晚會，這是專為入職不到3個月的新員工準備的晚會。4月開始，富士康龍華園區幾乎每周都有一次這樣的活動。在這場勵志晚會上，很多90后員工看到一半就想退場。‘不許出去！’門口幾個保安粗暴地喊話，隨即拿著一根棍子攔在了門口。”

        富士康員工程林說：“在生產線上，不能隨意說話、不能接聽手機、無人頂替不能離崗，不少基層管理人員態度惡劣。”

        假如商業帝國的崛起，在中國，只是制造新一代“沉默的大多數”：興，員工苦；亡，員工苦—它的價值和意義何在？

        從心理有沒有問題和工資、福利高不高看富士康“連連跳”，不如反思商鞅思想之流毒，以人文關懷為出發點，構建健康的企業文化，告慰那些年輕的亡靈，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或許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