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多么穩定，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社會已形成多元的經濟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臺和博弈規則的情況下，人們只能靠現存集權體制調解多元利益的沖突，若調解失敗則繼之以強力壓制，長期積累的矛盾最終可能以極端的方式爆發。對于這類轉型過程中的突變，我們要再次引用德國歷史作為案例。帝國政府以“國家整體利益的維護者”自居，一方面為資方平息勞工風潮，實行國內市場的關稅保護，鼓勵和支持大企業組織卡特爾、辛迪加，提高壟斷程度和壟斷利潤；另一方面，政府為工人建立包括醫療、工傷、福利在內的全面社會保障體系，緩和社會矛盾。兩面討好的政策需要物質基礎，政府必須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勞資雙方都感到滿意。當國內市場無法支撐經濟增長時，對外擴張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義自然成為侵略者的堂皇旗幟。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德國的民族主義狂潮一浪高過一浪，在六七十年間一直是歐洲乃至世界戰爭的策源地。

　　除了外部沖突，內部社會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發從現有均衡的偏離。作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維護者，官僚－精英階層不僅掌握了物質與金融資源，而且擁有制定游戲規則的權力，他們必然要利用所有這些優勢，在市場經濟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傷害消費者和企業的權利，破壞社會公平，從而喪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費者和企業這時會要求在規則制定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限制政府的權力，加強對政府的監督。為了維持現有均衡，緩和消費者和企業的不滿，政府同樣有著強烈的發展經濟的沖動，只有不斷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給消費者和企業，實現“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在政府主導的轉型中，對高增長的偏好是這個體系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但政府推動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現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備可持續性。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告訴我們，僅靠資源投入的增加無法維持經濟增長，資源再多終歸有限，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越大，資源消耗得越快，經濟停滯或衰退的到來也就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