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古以知今 —觀念史意義上的管理思想
正因為我們能夠認識到的歷史是觀念形態上的歷史，所以，要了解歷史，必須先對歷史具有一種“了解之同情”（陳寅恪語）。因為歷史上的活動有當時的情境，記錄下來的歷史，會脫離當時的場域和背景，今人必須設身處地站在前人的立場上，獲得與前人大致接近的環境信息，才有可能對前人的所作所為做出比較恰當的判斷。否則，就有可能牽強附會。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中國的夏商周三代王位繼承，有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兩種情況。今天的人一看到父子關系，就會不假思索地按今天的血親父子關系對待。實際上，三代的父子與今天的父子大不一樣。那個“父”可能是親父，也可能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那個“子”可能是親子，也可能是侄兒外甥。原因很簡單，三代時的父子只能表現出輩分區別，無法確定直系血緣，因為伯仲叔季的區分是后來才有的。明白了這一點，才能在解釋史料、臧否人物時不至于貽笑大方。
然而，我們有些缺乏歷史感覺的學者，盡管學問不錯，但一碰到歷史問題就有可能出錯。例如，晉商一直是關于中國古代管理活動的一個研究熱點，而晉商在當時特有的歷史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經營方法。對于當代人來說，如果簡單地采用“拿來主義”，就會發生時代倒錯。甚至有些看起來是可以跨越時空具有普遍價值的東西，也無法簡單地照搬。反過來，對于晉商在歷史上的某些舉措，即便不合當前規矩，也不能以現在的邏輯想當然的推論批評。就拿晉商的經營責任來說，歷史上的東家，不管投資多少，對商號的經營活動都要承擔無限責任。于是，今天就有學者批評道，晉商的無限責任制，導致對資本的限制過大，壓抑了投資沖動。表面一看，這種批評似乎有理，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為有限責任制是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歷史情境下發展起來的，同晉商面臨的情境大不一樣。在晉商所處的環境中，不可能形成有限責任制。至于是否有投資沖動，恐怕也不是無限責任制能夠“壓抑”的。因為在這種無限責任制的背后，是從掌柜選擇到伙計培養再到商號運作的一系列辦法相配套，而且有當時的社會文化做支撐的。晉商是一個整體，與現在的公司治理是一個整體道理相同。我們不能把現在的公司治理肢解開來，假如一個公司，采用歐洲的董事會模式，卻授予美國式的總經理權力，再采用中共紀委的監控方法，哪怕這些模式方法分別來看都十分有效，湊在一起也只能是怪胎。批評晉商沒有采用有限責任制，說輕點是對歷史的無知，說重點就是對歷史的強暴。判斷一個人是否有歷史眼光，首先就要看他是不是不分情境而在歷史中“穿越”。
所以，研究管理思想史，不但要看具體史料的掌握是否真實，而且要看有沒有體會到歷史的場景。中國古代，在官員晉升上曾經實行過“停年格”（北魏）、“循資格”（唐朝）、“掣簽法”（明清）等制度。后人談到這種制度，往往一張口就是對論資排輩的批判，對“不分賢愚”的譴責，而根本不看當時的情境。這樣的論斷，幾乎毫無史學價值。或者反過來，對于前人的某些做法，以現在的眼光一味贊揚，試圖把它用到當前，而根本不管情境發生了哪些變化。這樣的舉措，肯定會勞而無功。只有如同陳寅恪所說的那樣“矯傅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才能真正從歷史中獲得啟迪。
“讀史使人明智”，強調的是通過歷史的認知，可以使人形成一種思考的深邃而不再膚淺，掌握事物的大勢而不再迷茫。要做到這一點，最基本的就是不再從歷史中尋找“例證”，而是從歷史中體會“道理”。在這方面，雷恩的《管理思想史》，可供我們為楷模。
例如，在早期工廠的管理中，雷恩告訴我們，英國的毛紡織品制造商委員會曾經在1806年提出一份報告，認為大規模工廠不會給企業主帶來優勢，而家庭包工制既能節約大量投資，又能避免監督工人的不便。如果我們據此認定這些引導了工業革命的精英既短視又愚蠢，沒有及時采用比家庭承包制更好的新管理方法，那就大錯特錯。如果我們再放寬一下眼界，多查找一點史料，就會發現，不論哪個國家，在工業化早期，幾乎都普遍實行過家庭承包制。顯然，并不是那時的人們普遍愚笨，而是當時的社會情境肯定與承包制耦合。再進一步，我們就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承包制在什么情況下才失去了優越性？繼續推論就不難發現，當承包制消失的時候，究竟是承包制變壞了，還是情境發生了變化？如果有了這樣的歷史性思考，我們也許會想到，承包制的優點和缺點，在它誕生時和廢除時都存在。大量資料表明，承包制肯定會造成短期行為和加劇勞資矛盾。延長承包期限，不過是緩解短期行為的破壞性而已。而承包制明明有不足，當時采用它的唯一理由，就是找不到比它更好的管理方法。所以，科學管理問世后，承包制就非淘汰不可。當科學管理沒出現時，承包制的麻煩再多，也只能使用它。所以，英國實行承包制的時間就很長，美國的承包制相對很短。這樣，我們就可能對承包經營到底多長時間合適有一個歷史的判斷，而不是靠行政力量武斷決定是否承包以及承包多長時間。
自從霍桑實驗提出社會人假設后，很多人都認為它將替代經濟人假設。包括霍桑實驗的主要著作《管理與工人》也這樣說。然而，雷恩對此后管理思想史的梳理，明確顯示出這一預言并未實現。社會人假設作為一種重要的理論前提，與經濟人假設并駕齊驅，共同影響著此后管理思想的發展。如果不具備歷史眼光，就有可能站在非此即彼的立場上看待這兩種人性假設，而無法認知到二者的互補和滲透。管理思想史的真正作用，不是提供當前的參照樣板，更不是增加茶余飯后的談資，而是促進我們反思，并通過反思提升我們的認知能力。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科學管理時期庫克提出的教育改革報告。1909年，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請泰羅進行教育經濟研究，泰羅派庫克實際操作。庫克十分認真地按照科學管理的基本思想拿出了調研報告。這個報告指出，用經濟學指標來衡量，大學的情況非常差，近親繁殖嚴重，教育管理水平遠遠低于工業管理水平，委員會式管理是造成問題的總根源，各系的自主權過大，學校難以實現統一管理。庫克提出的改革建議包括：廢除教授職務終身制；教授工資以個人貢獻確定而不能按資歷確定；不稱職的教授可令其提前退休；以按學生人數計算的“學時”衡量教師績效；用專業管理人員把教授從委員會解脫出來，讓他們更多地從事教學和科研而不是參加委員會會議；應該廣泛聘請助理從事低檔次工作，高薪酬高能力者應該從事更復雜的創造性工作；報酬以績效為基礎；教學和科研費用要有更嚴格的控制。這個報告提出后，受到大學人士的普遍抵制，推行效果并不好?，F在看來，庫克的報告似乎正是我們在大學改革中要做的。但僅僅從科學管理的效率追求角度評價這個報告，就會脫離大學的情境要求。如果我們能夠對庫克報告為什么會被大學抵制入手進行分析，而不是簡單地把大學看做“守舊的堡壘”，就有可能升華我們的認識。再進一步展開，從思想史角度看，從20世紀初期的庫克報告、厄威克在40年代關于英國管理教育的報告、1959年由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戈登（Robert A. Gordon）和豪威爾（James E. Howell）關于美國管理教育的報告、美國大學商學院協會在80年代組織的面向21世紀管理教育的波特（Lyman Porter）和麥基賓（Lawrence McKibbin）調查報告，直到明茨伯格在世紀之交對MBA的批判，把它們綜合起來，進行縱向管理教育思想史研究，就有可能從中得到真正的史學啟迪，對管理教育的改革形成更深刻的認識。
由經濟學出身或者采用經濟學方法研究管理思想史，往往會產生一種無意識偏差，即按照邏輯的理性思維作為判斷準則，這是必要的，卻是不夠的。因為歷史不一定按照邏輯發展。如果歷史嚴格遵循邏輯，那就太簡單了。恩格斯曾經指出：“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在世界歷史上卻可以是正確的……因此，在經濟學的形式的謬誤后面，可能隱藏著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以管理思想而言，假如我們把福萊特同泰羅放在一起，在歷史學上是正確的，但是，他們二人的思想明顯不是一個邏輯體系，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二者則是相悖的。雷恩把福萊特列入社會人時代，同巴納德放在一起，在思想邏輯上靠近了，但在歷史線條上卻疏遠了。掌握一定的歷史知識，可以使我們在研究管理或者從事管理活動時，對于邏輯的假定更為謹慎，對于情境的限定更多考慮，對于利害的計算更多反思，就有可能更為靠近人類智慧，而避免“理性的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