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們湖北人缺少那種做生意的冒險精神和拼搏的勇氣。我有一個溫州朋友跟我說，湖北人跟溫洲人和福建人如果做同一件生意，第一年如果大家都賺了十萬塊錢，第二年，湖北人會存五萬，只拿賺的五萬去做生意，而溫州人或福建人會拿全部十萬，再找朋友借十萬。用二十萬做生意。第三年，湖北人賺了五萬，而溫州人己經賺了四十萬。也就是說，溫州人做生意敢賭、敢拼、敢冒險。第三年，溫州人己經到了上百萬的規模，湖北人還是幾萬的規模，大家都己經不在同一個極別了，所以本來是同時起步，但是往往竟爭不贏。
        溫州人做生意的規模是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而湖北人小富即安，一方面不想擔太大的風險，二方面賺了錢要馬上花錢亨受或置業。這是從速度上又輸給了別人。
        第二，湖北人不抱團。在外地做生意，首先和自己人竟爭，我家小區旁邊有個市場，有次看見兩個雜貨店的老板娘吵的不可開交，而且罵對方罵的極為難聽，感覺如果不是有“殺父之怨仇”很難罵得那樣“精彩”。一了解才知道，這兩個人都是武漢黃陂人，而且都是同一鎮上的。因為兩家店開的比較近，做的又是同樣的生意，所以平時就有些不和。一有風吹草動，自然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熊熊大火。
        湖北人善于打“內戰”，和自己人打很在行，和外地人竟爭就很“外行”。這就像一個家庭里面的幾個弟兄，在外面經常被人打的鼻青臉腫也不敢發半句勞騷，仿佛低人一等一樣，但是一旦回到家里，對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父母下手就無所不用其極。而溫州人對自己的兄弟姐妹是極為支援的，他們很少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價格戰。對自己人也不用很低級的手段，即使同行之間，也經常互相交流經驗，遇到對方有資金難題，往往會慷慨相助。
        第三，湖北是漁米之鄉，過于安逸；
        康熙皇帝在家訓中，引用了《國語》中的一段話說起。他說：“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活土之民不材，淫也；脊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大義是說：土地過于肥沃的土地上的人們都沒有什么材藝。
        湖北是有名的漁米之鄉，良田和湖泊眾多，也不像華北地區常年干旱，缺少雨水。所以不用過多的為食物擔心。反觀溫州人，當年因為人多地少。所以一遇災慌就紛紛外出謀生。看完溫州人的創業史不難發現，他們是被逼出來的。湖北人坐在哪里什么都不干，最多是窮一點，在周圍人眼里沒有面子，不至于像溫州人如果不出去闖，坐在家里等就會被餓死。
這就是像今天很多富二代一樣，因為父母創造的基礎太好。所以自己就沒有主動去創新和學習的愿望。反正這輩子不奮斗也可以啃父母的老本，活的不錯。所以，從方面來看，是因為我們的生活太安逸了，所以失去了強烈的進取心。
        第四，湖北人過于精明
        記得有位國家領導人在九十年視察湖北時，曾經說湖北人是“醒得早，起得晚”。湖北人腦子靈活，本來是好事。但這點優勢除了在應試教育中能拿個高分，真的是再也看不出有其它的好處。
        任何人都不想和精精計較的人做生意，因為他們算得太清楚了，沒有給對方留一點利潤空間。甚至交朋友也不愿意和耍小聰明的人在一起。精明的人往往過于敏感，給人的感覺是完全不顧及對方。很多成功的企業家之所以朋友們愿意幫助他，是因為他每賺一筆錢，他都會讓他的對手和他賺同樣多的錢。這樣對方下次還會給他賺錢的機會，而精明的人往往做的生意都是“一錘子買賣”，不圖下次。賺一點是一點。
        真正的高手往往“大智若愚”，樸實或者看起來有點傻的人為什么更有福像？因為大家更愿意把機會給他，第一這個人不會忘恩負義，會懂得回報；第二是“傻瓜”讓人更有安全感，他們不會因為利益而不擇手段，用低級的下三濫手法。
        第五，碼頭思維
        所謂碼頭思維，因為碼頭是人家來拜碼頭嘛，就是人求我，但我不會主動求人。湖北人總感覺做生意求人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所以不夠主動。往往喜歡等機會上門。而全球化的今天，我們還在用農業社會的思維考慮問題，以前我們說機會只給有準備的人，而今天我們說機會只會給主動的人。
        套用我經常在培訓中說的一句話“人生只有走出去的美麗，沒有等出來的輝煌！”為什么鮮花總是會插在牛糞上？因為帥哥總認為自己的條件很好，所以一直在等機會，等美女主動來找他。結果美女也是這樣想的，最后沒有耐心，就把機會留給了那個看起來有點傻的老實人。
        今天，湖北人有最好的區位優勢——九省通衢；人才優勢——高校林立；況且人杰地靈。現在如果不借國家的中部崛起的戰略機會迅速發展，下一個機會，不知會在何時？機會不等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