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料學角度看，歷史研究最忌諱的，就是以偏概全，以點帶面，用某個能夠驗證自己預設觀點的史料，來證明預設的正確。而對不符合自己預設的史料，要么棄而不用，要么掐頭去尾，要么改頭換面，反正要使其變得符合自己的需要，其結果是沒有信史，甚至把史書寫成挾帶自己私貨的“穢史”。判斷史學著作的質量高低，首先要看這種史料學的功夫，真正做到不溢美，不掩惡，秉筆直書，還原真相。

　　無論中外，在史料學意義上的研究，往往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比如，由于情感上的好惡，會產生皮格馬力翁效應，期望得到肯定的人和事，往往就會很容易地找到肯定它的史料。而在情感上不愿接受的人和事，即使有正面史料也往往會被忽略，反面史料則會被不適當的強調甚至放大。比如，中國的史學界，在強調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時，往往會找出一些剝削量最大的史料，論證農民收入的大半落入地主手中，有意無意地不談這種高額剝削的出現概率和實施范圍。在管理學領域，談及某些思想貢獻時，有意無意的夸大這種思想的影響，把潺潺小溪說成滔滔江河。一旦存在這種傾向，往往會產生研究結論的偏差。就像許多討論中國古代管理思想貢獻的文章那樣，把古代文獻中的一些杰出思想脫離歷史情境不適當地拔高。例如關于《易經》的管理思想貢獻，關于《論語》的科學價值，關于《墨經》在自然科學上的發現，關于《韓非子》的法制觀點，都有或多或少的夸大跡象。誠然，這些古代文獻具有巨大的歷史作用，但如果把計算機的誕生歸功于《易經》的二進位制，把現代科學倫理的起源追溯到《論語》及其時代，把光學電學的近代發明看作是《墨經》失傳后的重新發現，把近代理性官僚組織的設計引申到《韓非子》的功利論證，這就明顯過界了。如果是這樣，我們甚至可以把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同吳承恩聯系起來，他寫的《西游記》有一句名言：“洞中方數日，世上已千年”，難道這不是時間與空間的轉換？當然，大量的歷史著作，不會這樣夸張，然而，覺察不到的夸張和扭曲有可能危害更大。無形的過濾和放大，在不知不覺中誤導讀者，更有可能形成社會性的負效應。

　　所以，一部管理思想史，首先要做到的是知古以求真。這里所說的“古”，泛指一切過去時態的事物。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變》在這一方面，是一個比較好的范本。

　　比如，很多資料都控訴資本主義早期的罪惡，這已經在人們的思維中形成了某種定勢。一提起工業化早期的工廠，就自然而然聯想到受壓迫的工人，尤其是童工現象，無論從道義出發還是從同情心理出發，都會譴責早期工廠中對童工的壓迫和剝削。但是，當我們看到以人道關懷著稱的歐文，也在新拉納克的工廠中雇用童工時，就會對童工的悲慘狀況是否具有普遍性產生疑問。因為歐文是以關心工人而出名的。如果查找更多的資料，就會發現在歐文的工廠里，童工能得到較好的教育和關懷。所以，童工問題確實存在，但是不是在不同工廠有較大差別？雷恩則以調查資料說明，童工問題并不是工業化的產物。在農業社會，童工問題不但存在而且更嚴重。家庭包工制的童工，處境要比工廠中更為惡劣。雷恩根據英國議會對童工問題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工業化逐漸改變了兒童的狀況，工業化不是奴役童工的根源，而是使童工得到解放的根源。再比如，女工是不是因為工廠制度而墮落？有不少關于企業主暴發戶欺辱女工的報道，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問題在于其普遍程度。根據英國議會的調查，雷恩也得出結論，女工的情況并不是那么差。即便是失業女性淪為妓女，根據曼徹斯特在1829~1833年逮捕的50名妓女來看，只有8人來自工廠，而29人來自以前的女仆。所以，雷恩認為，關于童工和女工的負面報道，多缺乏確切的統計數據，而受到感情因素和宗教因素的影響，夸大了某些個案，沒有準確的統計資料比較。童工的真相是，資本主義工廠制度的發展，最終因為經濟的力量而不是道德的力量（包括法律的力量）緩慢地把兒童由織布機旁邊解放出來；女工的真相是，正是工廠就業，使女工有了自己的經濟來源，推進了女性的獨立。

　　至于如何看待企業家，則存在著更普遍的誤解，而這種誤解，恰恰是來自于以往的歷史著作。在工業化時期的美國，到處都有作惡多端的企業家消息。比如，范得比爾特通過賄賂和操縱股票，取得了紐約—哈萊姆的鐵路控制權；丹尼爾·德魯給要賣的牛喂鹽，使牛喝更多的水；柯林斯·亨廷頓收買國會，甚至自己都抱怨說國會開一次會就要他花50萬美元；鋼鐵大王卡內基雇用私家偵探對付工會引發沖突，最后造成了重大傷亡。這些事實都是確鑿的，有理由使人們認為企業家壞了良心，是那種靠搶劫起家的“強盜男爵”，正如中國的老話“無商不奸”。如果僅僅看這些資料，很容易使人們產生“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感覺。然而，雷恩對史實和數據整理歸納后告訴我們，企業家并不都是吸血惡魔。首先，亞當·斯密所說的自利行為會增進社會福利的推論，在這里并未失效。洛克菲勒的經營使煤油成本大幅度下降，而在使用煤油之前人們是用鯨油照明，煤油的普及拯救了大量鯨魚?？▋然匿撹F價格大幅度下降，對社會來說就是“最偉大的慈善行為”。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從自利出發，如果不是政治權力的尋租，企業家不會行賄。當埃茲拉·康奈爾要捐資辦大學時，為了獲得辦學執照，不得不提供相應的賄賂。從另一個角度看，盡管美國在19世紀對企業的捐贈和慈善有嚴格的限制，但企業家個人的慈善舉動卻比比皆是。包括臭名昭著的范得比爾特，其遺產也用來辦了大學。洛克菲勒和卡內基的基金會，至今世界聞名。所以，企業家既不全是吸血惡魔，也不全是慈善天使。更多的情況下，他們一身二任。要認識這一點，就要對史料進行全面掌握和辨析，防止片面化。全面準確理解企業家，是理解當時管理思想的前提。

　　即便是管理學界相當熟悉的泰羅，在沒有進行全面的史料梳理的情況下，難免也會被人誤解。尤其是在中國，這種誤解更嚴重，曾幾何時，人們還常常把泰羅與“血汗工廠”聯系在一起。如果剪裁史料，很容易找出批評泰羅制的證據。美國就有人把泰羅說得比手拿鞭子的奴隸主更可怕。在參議院討論泰羅制時，來自馬薩諸塞的亨利·洛奇就聲稱：泰羅的辦法是“榨干奴隸的最后一滴血，然后任憑他們死去”。對這種史料，雷恩并不完全剔除，而是把不同記載多方比照，以求更全面的理解。大量的數據和資料，是從正面支持雷恩觀點的。

　　對科學管理經常存在的一個誤解是：科學管理只重視效率，不重視人。對此，雷恩在科學管理時代用了一章論證科學管理中“人的因素”，以詳實的內容闡明了科學管理與人事管理、福利工作之間的關系。從中我們可以得知，企業中的人力資源部門，恰恰是在科學管理中建立起來的；對員工福利的重視和人員待遇的改善，恰恰是科學管理中的基本內容；早期管理心理學和工業社會學，也是與科學管理同步發展起來的。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社會人時代不是憑空出現的，正是科學管理時代，奠定了社會人假設的根基。

　　歷史學中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是層累堆積造成的，所以，歷史學家的任務之一就是剝離后代對前代的附加，洗掉后人涂在前人臉上的油彩。雷恩在他的著作前三部分，對清理層累堆積做了大量工作。神話得到還原，鬼話得到矯正。比如，對泰羅搬運生鐵實驗具體情況的究根問底，對霍桑實驗中具體場景的還原辨析就是如此，這種努力，使泰羅本人的一些夸大性介紹得到了校正，使霍桑實驗中的某些矛盾記載得到了清理。但是，雷恩的這種工作，主要用在一些關鍵內容上，大量的地方，由于不可能以過大篇幅展開，所以，只能采用引用相關研究結論的辦法來處理。

　　史料學意義上的思想史還有一個必須做的工作，就是在剝離后代累加的同時，發現和補充新史料。例如，過去人們一般認為，作為《美國鐵路雜志》編輯的普爾，其主要貢獻就是介紹和推廣麥卡勒姆創立的鐵路管理體系。然而，當錢德勒根據大量個人檔案資料對普爾做出了新的研究后，雷恩及時采納了錢德勒的成果，對普爾在管理思想上的創見給出了新的闡釋。一方面，普爾把麥卡勒姆的管理體系概括為組織、溝通和信息三大原則且廣為傳播，另一方面，他在傳播這一思想過程中對這三個原則產生了懷疑。于是，普爾試圖找出超越麥卡勒姆的管理思想，他開始強調人的作用。“任務無法始終被清清楚楚地寫在紙上，因此，最有價值的工人往往是那些自愿的工人”。嚴格的任務管理和僵硬的官僚體系會降低工人的動機，這就需要管理層能夠形成一種團隊精神，領導人應該成為企業的靈魂，并將生命力、智慧和服從注入企業的每個部門。由此來看，普爾在組織行為方面，無疑有著閃光的思想火花。

　　即便是瑣碎的細節，作為史學家也要認真對待。在這方面，雷恩的書每次修訂都有新的貢獻。即便是法約爾出生地這樣的微小問題，雷恩也不放過。在早期版本中，僅僅有一句“法約爾出生在法國的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在第五版里，雷恩根據佐佐木恒男的考證文章《法約爾的家庭關系》（Henri Fayol's Family Relationships），補充了法約爾的父親在伊斯坦布爾監督工程的史實，從而使這個法國人出生在土耳其有了合情合理的答案，并增補修改了關于法約爾家庭的一些情況。

　　當然，雷恩不是專職史學家，所以，在史實的考證上并不出色，而且使用第一手資料也比較少，更談不上充分利用檔案和原始記錄。但他恪守史學的求真底線，盡可能進行力所能及的考據，這就使他的管理思想史研究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在管理學家中，雷恩的史學功夫是極為深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