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9年恢復廣告市場以來，中國廣告業尤其是近年來一直呈發展平穩上揚之勢，整體規模已經接近GDP的1%，全國近200多家大學也從無到有地設立了廣告學專業，但是同時，關于“廣告人生存不易”、 “40歲就退休”的言論也日漸鼎盛，廣告人“度日如年”、“逃之夭夭”的景象也不時發生，這是一個“業進民退”的現象。
        廣告　業進與民退的形成 
        廣告人，作為廣告執行的主體，在這種情況下供不應求，于是為了滿足供需的平衡，行業的門檻開始降低直至沒有門檻。從業人員的急劇增加必然導致素質上的良莠不齊，傳統的廣告人概念發生了變化，“大廣告人”應運而生，大量存在于企業和媒體并與廣告產生關聯因素的“廣告邊緣人”也逐漸搶占著廣告舞臺。當中國以幾年的時間走完國外幾十年的廣告之路后，廣告硬件呈現出了表象輝煌，而廣告軟件卻沒有在深層次上做到如影隨形。少量科班出身的“正統廣告人”支撐不起快速膨脹的中國廣告骨架，這便注定了廣告行業的畸形發展，廣告名正言順的專業服務性弱化成了寄生性。 
        在廣告業大勢發展的基礎上，形成了惡性循環：廣告存在的性質不是完全的專業服務性而是帶有寄生性，這就注定了在市場行為中這種轉換越明顯，廣告人就越處于弱勢地位；廣告人數量的急劇增加又從另外一方面刺激了廣告公司數量的增加，而這種增加的廣告公司絕大多數又是以寄生性的弱勢地位為起點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兩種惡果，一是更強化了服務對象的盲目強勢地位，反之使廣告人的專業性被淡化，弱勢地位更加明顯。二是形成了僧多粥少的惡性競爭。廣告人開始意識到了自己的生存地位，原來的躊躇滿志變成了現在“帶著滿身的疾病和為數不多的沾滿血汗的錢離開了這個行業”，“不做總統就做廣告人”的豪言壯語原來是充滿了不屑的“不做總統還做不了廣告人嗎”，《一個廣告人的自白》原來不過是一個過了時的外國廣告人的自白。大衛·奧格威、威廉·伯恩巴克、李奧·貝納這三個學派的創始大師在中國升起的英雄式廣告燈塔熄滅了，中國的廣告人進入了“業進民退”的時代。 
        根源　理論與模式的匱乏 
        在廣告公司中，以商人或投資人角色出現的非廣告人成為了把關人，在以公司利益為出發點的日常運營中，廣告人處于必須服從的弱勢地位。這種弱勢地位讓廣告人在中國廣告業的發展中根本登不上主流的位置。 
        但又是什么讓中國的廣告人處在了這種弱勢地位？究其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在于中國的廣告業沒有創造出適應本土的理論，沒有創造出適合于廣告公司又能對廣告主產生巨大作用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