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企業高福利:養閑還是養賢?
一語激起千層浪。聯想“教父”柳傳志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一席講話,再次引發了人們對高福利制度的關注。柳傳志在演講中說,歐洲過度的福利制度讓社會變成了養懶人的社會,不希望這種風氣傳染給中國;中歐一位教授則認為高福利下仍然有高創新。學院派與實戰派孰是孰非?高福利與高創新勢不兩立?來看看各方說法。
原音回放
柳傳志與教授激辯高福利
柳傳志:
歐洲某些國家競爭能力的減弱是必然的。我認為過度的福利制度造成這一現狀。這樣的社會慢慢會變成一個養懶人的社會。我不希望這種風氣傳染給中國,希望解決的方式是增加就業機會,同時政府用稅收支持弱勢群體,支持生活差的人的身上,用這樣的方式減少兩極分化,而不要壓制了企業家精神。
丁遠(中歐商學院教授):
拿現在歐洲發達國家和中國比,我覺得不太合適。因為我們處于一個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人們生活質量較低時需要改善生活,我們基本處于這種狀態;這種渴望在歐洲不太能看得到。德國裝備制造業的創新精神是非常值得追求的。有一位50多歲的工程師,在動手研發設備時,眼睛中那種光芒像我8歲的兒子玩積木一樣。
案例
德企業為員工家屬發補貼
陸女士(德國 全職太太):
在德國有很好的社會福利,失業救濟金很高,但是沒有人會以領失業救濟金為榮。我老公所在的德國研究所里,員工可享受很好的社保和醫療保險等福利,如果他的夫人沒有工作就可以領到一份補貼,如果再有孩子的話,那么孩子還可以單獨享受一份補貼。
市民圍觀
“為生計奔波沒精力創新”
丁先生(北京 市民):
作為工薪階層我們都希望能夠多漲點工資、看病少花些錢,我覺得我們的生活質量不高,國家對一般百姓的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有待完善。我們天天為生計所奔波,哪會有時間和精力去創新和創業。
即使從企業家精神來說,不少人的激勵理念停留在物質激勵上。歐洲和美國等國家的福利水平更高,但他們的創新精神和創業精神并不比福利相較不完善的國家差。所以高福利制度不意味著企業家精神的喪失。
“歐洲高福利有存在基礎”
孔先生(北京 外企員工):
我覺得歐洲國家是過度福利,我們每天那么辛苦甚至沒有人家整天無所事事賺錢多。
但是歐洲國家的高福利有其存在的基礎,他們處于產業鏈的上游,所以有那種實力來進行高福利,我們處于產業鏈的末端,所以我們雖然很辛苦,但是利潤和生產力比人家要低很多,而且歐洲國家還有完善的勞資協商制度,所以人家福利好是必然的。
背景
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屢遭“高福利陷阱”
在近幾年的IT界的海外收購案來看,中國東家們似乎患上了海外高福利的不適癥。
以2005年明基收購西門子手機業務為例。西門子當年“倒貼3.5億歐元”將手機部門售出,附加要求之一是兩年內不能裁減人員。而西門子手機部門在中國的研發工程師平均年薪為15萬元人民幣,在德國手機部門的研發工程師平均年薪高達10萬歐元,約3000名德國員工薪水成為明基一項巨大的開支。
TCL收購阿爾卡特手機也遇到了類似問題。據報道,在并購阿爾卡特手機后,TCL集團才知道歐洲并購裁員的補償常常需要加倍,導致在整個重組過程中,付出的人工費用就超過8000萬歐元,遠遠超出集團預期。
在并購后的重組過程中,每每中國企業都覺得自己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對方卻還在“得寸進尺”,這讓中國企業在郁悶之余又無可奈何。
當年聯想15億美元收購IBM PC時也吃過類似的苦頭,因此柳傳志稱“不希望過度福利"傳染"給中國”并非空穴來風。
學界聲音
“歐洲經濟不應歸罪高福利”
譚雅玲(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
歐洲的福利制度令歐洲國家的人民很受益,雖然存在一定的金融風險,但使歐洲的老百姓具有非常好的生活品質。這些國家的人民生存狀況很好,這是由于這些國家的社會發展和市場經濟定位所決定的。
但是相較于美國來說,歐洲國家的創新確實較少,這跟整個國家的機制有關系,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我認為不應該完全歸罪于高福利的制度。
“福利制度是把雙刃劍”
許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
單看福利制度的話,歐洲現在的高福利制度的確出現了問題。籠統地說,創新和福利的關系意義不大,我們可以分開來看:北歐是福利最高也是最早實現高福利的地區,他們的創意產業也的確最發達。但在歐洲大陸,高福利的確導致工作動力下降。這也不難理解,時間多少,成就有多少,高福利讓人們不那么依賴工作,工作上的成就自然就少了。總體來說,福利制度是把雙刃劍。
“中國福利不能照搬國外”
楊志勇(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研究員):
從企業家精神來看,不是在物質的壓力下才有創新精神,在良好的生活水平、寬松自由的環境中也許才能更好地發揮創新精神。我同意不應當壓制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但是這不應歸咎于高福利制度。
盡管高福利能給民眾帶來生活品質,但不等于我們完全照搬他們的制度,設計制度時應考慮公平和效率兼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