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水要申請，上廁所要報告，店鋪丟了東西所有員工 "連坐"賠償，孕婦在店里吃東西補充營養被告知"只要吃一個蘋果，將被記過，吃八個蘋果將被解雇"。”……近日，由兩名古馳（GUCCI）深圳旗艦店的辭職員工列出的100多項曝光該公司限制員工的“虐待”行為，一下子把一家奢侈品企業與“血汗工廠”聯系在了一起。

　　眼下，雖然隨著勞資雙方的和解，這起備受關注的事件暫時告一段落，但近兩年來，洋品牌在搶灘中國市場中接連暴露的管理問題，卻如同一場頑疾，久病而不愈，引發了行業的深思。

　　世界奢侈品協會中國首席代表歐陽坤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生產）成本比歐洲低廉的奢侈品企業，如果過度追求利潤，很容易使管理體系變形。這次事件給駐華的奢侈品牌敲響了警鐘，讓他們能更好地對待中國的勞動力，而不是只做交易。”

　　“血汗工廠”成洋品牌頑疾

　　回眸過去，其實，這并非古馳首次被指是“血汗工廠”。早在2008年2月，美國洛杉磯時報就曾報道稱，包括GUCCI在內的數十個奢侈品牌，在意大利托斯卡那工廠中，雇傭了大量的中國勞工，卻僅向他們支付極低的工資，而且，工作環境也非常惡劣。

　　無獨有偶，許多知名的洋品牌在近兩年來都曾先后卷入“血汗工廠”的丑聞當中。比如今年7月，運動品牌NIKE旗下的品牌Converse在印尼的工廠被投訴有虐待員工的情況。據香港文匯報報道，虐待事件涉及兩家工廠，其中一家工廠雇傭了1萬多名工人，而這些工人每小時只能拿到50美分的工資，且經常被主管暴力懲罰，工人即使有醫生證明，也請不到病假，還隨時面臨著被解雇的風險。對此，NIKE方面承認，這兩家工廠的工人確實遭受著嚴重的身體和言語的虐待，其他的生產線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今年8月，巴西一個調查性的電視節目曝光了服裝品牌ZARA，指其在巴西30多家外包工廠的工人從事著“奴隸般”的工作工人在骯臟雜亂的廠房里每天要工作約14個小時，一周工作7天。ZARA公司發言人事后也承認說，巴西工廠確實存在著上述情況，同時承諾，類似事件以后不再發生。

　　“GUCCI絕非頭一個，更不像是最后一個。”上海大學中國社會轉型與社會組織研究中心教授顧駿表示，類似的“血汗工廠”無疑為不少跨國企業敲響了警鐘，勞工權益的維護和完善必須得到足夠的重視。

　　廉價人力成本令管理失衡

　　“在跨國企業擴張海外市場的時候，發展中國家明顯的成本優勢就像一把雙刃劍。”畢博管理咨詢公司高級分析師諸平對《每日經濟新聞(博客,微博)》記者表示。

　　在諸平看來，中國一度靠著“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工”成就了“中國制造”的王牌，且廉價勞動力和人口紅利也使中國得以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這背后的代價“我們心知肚明。”

　　“別看跨國公司在本國安分守己，但只要是企業，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獲取最大利益。當我們國家的勞動力十分豐富，而勞動者的權益又得不到充分保障時，跨國公司就會暴露出逐利的本性，最大程度地剝削勞動者的利潤，這也就是為何這些企業在中國，乃至發展中國家頻頻陷入"血汗工廠"丑聞的原因。”諸平說。

　　對此，一覽英才網某人力資源專家也表示認同。他告訴記者：“跨國公司在本國安分守己，其實也不是真的充當正義使者的角色，能夠主動為廣大勞動者的利益著想，而只是在社會環境和制度制約下，他們沒有別的選擇。”

　　僅以古馳為例，根據歐陽坤的分析，古馳在中國的產品原料以帆布面料為主，比一些發達國家成本低很多，加上人力成本遠低于這些發達國家，讓其在中國市場的利潤率更高一籌。“一款古馳產品在中國的市場銷售價格中，原材料占5%左右，加工成本10%左右，廣告與公關活動成本10%左右，旗艦店年度成本及團隊成本15%左右，再扣除約20%的綜合稅率，剩下的40%都是古馳的利潤保有部分。”

　　顯然，高額的利潤無疑對海外的無數企業有著致命的吸引力。2004年，古馳開始在中國市場發力，當時，它在中國內地門店數僅4家，但截至目前，門店數量已達到45家，且這尚未包括部分在建的新店。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而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的預測，到2015年，中國還將成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國。

　　“如何在成本誘惑和科學管理之間做出抉擇，將是未來許多洋品牌在發展海外市場，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市場時所要解決的問題。”諸平說。

　　完善秩序是根本解決之道

　　此次“古馳被離職員工投訴事件”，在深圳市總工會的調解下，離職員工與古馳中國公司經過十余天的協商，10月25日，古馳發表最終聲明稱，“我們很欣慰與幾位前深圳員工達成了和解。在充分考慮前員工的訴求及社會各方的反饋后，最終達成合理的和解方案。”

　　同時，古馳承諾“將持續加強在中國的企業管理能力與組織結構，改善員工福利、培訓與其他管理系統。”

　　其實，類似古馳這樣的企業，在本土及全球化擴張多年，本身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管理制度，在人性化管理、員工福利保障、員工與企業的溝通渠道、協商機制等方面也已經形成了相對完善的體系，只需把它們在本土的管理制度照搬到中國，很多問題都不會發生。從這個角度看，洋品牌們缺的不是管理制度或管理水平，而是有效的監管。

　　“實際上，今天中國勞動者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具體哪一家洋企業的不良行為，而是勞動力市場秩序的普遍缺失。”談及知名洋企業屢屢在本土市場之外 “犯錯”的原因，顧駿表示。在顧駿看來，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狀況已經大不一樣，雖然仍然需要外來投資，但不再如饑似渴；雖然仍需要學習國外管理經驗，但不再盲目崇拜。

　　“在這樣的形勢下，公眾對GUCCI等知名公司和品牌的質疑和投訴，凸顯了全社會對外資、外企和外來品牌越來越客觀、平和，以及開始挑剔的態度，人們越來越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 "超國民待遇"。”顧駿認為，在中國經營的企業和在中國銷售的產品，不管內資、外資還是合資，都必須在同一個監管體制和法制框架內，承擔起對員工、對消費者、對社會的責任。從立法、執法、輿論到勞動者、消費者，需要共同努力，營造能夠促使企業規范經營、承擔責任、愛惜形象的整體環境。這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是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的要求。

　　對此，諸平表示認同，并補充道：“當個別人的權益受到侵害時，當事人自己應該尋找解決的辦法；而相當一部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時，如何尋找解決辦法就應該列入政府的工作日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