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鹽業政策轉向“折色制”，大鹽商遷到揚州，其余晉商開始多元化發展，尋找與北邊少數民族的貿易機會。

　　清代后，晉商抓住了兩次機會，一個是清統一中國后，清政府的邊疆政策和對外政策給晉商帶來了貿易機會。清政府的統一邊疆、開放邊疆、管理邊疆過程中，晉商抓住機遇，成就了進一步的發展，做到了“貨通天下”。清政府的對俄貿易政策推動晉商走向持續繁榮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清政府對這種貿易采取了鼓勵的政策，凡行商于恰克圖一帶的商人，必須持有理藩部頒發的“信票”這幾方面的政策，使得晉商的市場地盤更加擴大，遠距離貿易更加發達。

　　另一個是道光年間的金融創新－票號。票號出現在山西，由晉商首創，是一種歷史必然；在票號出現之前，金融業的業態主要是典當、印局、錢莊、賬局。晉商在金融業中處于執牛耳的地位了。在這些金融活動中，積累了大量的資本，也涌現了許多人才。

　　晉商的票號演繹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輝煌歷史，把晉商推上了事業的頂峰。

　　票號產生有其偶然性。過去商人掙了錢都是雇鏢局，然后把掙的錢運回去。在嘉慶和道光年間，當時社會不太安定，各地的農民起義非常多；當時平遙有一個姓李的李家，這個主人叫李大全，他開了一個顏料坊，叫西裕成顏料坊，他在北京有分號，在天津也有分號。所以有朋友就托他把自己的錢放在北京，然后他給開個條，到山西再去取錢去。后來他那個掌柜，掌柜現在我們叫總經理了，他的掌柜叫雷履泰。雷履泰就發現他的東家是把它作為好事，幫朋友忙的，其實他覺得這是一個商機，也就是進行銀錢的匯兌，異地匯兌，所以他就勸他的老板，把這個顏料鋪干脆改成一個票號。所以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歷史上第一家票號叫做“日升昌”就此誕生了。

　　其實，票號出現在山西，由晉商首創，是一種歷史必然。隨著商業活動的發達，它一定是金融事業的發達。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金融，那么商業很難再進一步發展。所以明清時代中國的商品經濟相當發達，也就為中國的金融業的發展實際上提出了一個要求。也就是商業發達了，商品經濟發達了，一定要金融也發達。所以這個時候，需要票號實際上已經是一個歷史的要求。晉商從資金、網絡、人才和信譽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因此由晉商首創，是一種歷史必然。

　　資金，從事票號需要大量的資金，要錢、要資本，而當時山西商人是“富甲海內”，在海內可以說是最有錢的。網絡，金融業既然是搞異地匯兌，在全國一定要有分號，而山西商人在發展的過程中實際上在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分號，那么這些分號做票號進行匯兌就非常方便。人才，山西商人有一批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也是有一批非常精通業務的人。這批人就可以成為票號的骨干。信譽，最關鍵的就是山西商人的誠信是天下有名的。票號是接受客戶的真金白銀，為其開一張沒有法律保障的匯票，這張紙能不能再換為真金白銀，取決于票號的信譽。信譽是票號的生命線。奉行”以義制利”獲得了客戶的信任，幾百年的堅守誠信而置。

　　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全國一共擁有的51家票號，其中有43家由晉商開辦。而票號的英文也被翻譯為“shanxi bank”，西方人還將票號稱做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票號的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票號的業務，主要是兩種業務：一種業務就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第二個業務就是銀兩的匯兌，也就是我們說的異地匯兌。比如說你要到四川去做買賣，你從北京你不用把銀子帶過去，你把錢放到票號里邊，票號里邊給你開一個條兒，然后你自己到四川去，到了四川成都以后你可以找到這個票號的分號，然后再把這個票換成銀子在當地使用。所以這個票號的匯兌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匯款，就是從事這個業務。另外第三個業務就是把各種不同成色的銀子通過冶煉，給它變成成色統一的一個標準化的銀子。所以票號主要是從是這樣一些業務的。

　　票號的盈利來源于匯費收入、壓平擦色（平指秤，色指白銀成色，壓平擦色即收付銀兩時，在平碼上高進低出的盈利手段）、存放利差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