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個是真的亞當·斯密？或者說，追逐利潤的天然沖動和道德約束之間應該如何選擇？這個問題無論在學術界和真實的經濟世界中都是一個困擾——就像發生在當今中國的那樣。

　　實際上，在亞當·斯密之后的200多年里，人們一度以為自己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工業革命之后的物質進步和繁榮，讓很多人看到了市場的神奇力量。這一時期出現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問題的答案不言自明。英國經濟學家西尼爾(Senior)就曾明確說，“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學家，我所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財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許必須省略掉一切與財富無關的考慮。”現代標準的經濟學理論一般把經濟學解釋為關于財富積累、商品生產或稀缺資源配置的科學。法國政治經濟學家薩伊(JeanBatisteSay)就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闡述財富的科學”，是“闡明財富是怎樣生產、分配與消費的”。在后來對現代經濟有深刻影響的大師如馬歇爾和凱恩斯的著作里，我們都很難看到對于道德和倫理問題的探討。我們毫不懷疑很多經濟學家在內心深處都具有經世濟民的情懷，但在他們看來，必須依靠經濟而非道德的手段，才能使人們脫離貧困，獲得幸福，就像顧準所說，經濟學家需要借助“冰冷冷的手術刀”。

　　這一認識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被移植到了中國經濟學界。很多主流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找到了一把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鑰匙，那就是市場。雖然趙曉現在是商業倫理最堅定的倡導者，但在多年以前，他卻毫不掩飾自己對于市場的偏愛。他在2004年出版的《徹底的市場經濟是無恥的》一書中說：中國的進步不是靠“救世主”的仁慈，也不是靠發達國家的施舍，而是市場經濟下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靠分工與交易，是“無情的跨國公司和貪婪的本地企業家的行為間接而無意識的結果，而后者追求的僅僅是廉價勞工帶來的利潤和機會。無論這些人的動機如何，其結果雖然算不上一幅波瀾壯闊的畫面，卻確實使成千上萬人擺脫了赤貧狀態”。

　　這一邏輯與法國思想家孟德威爾的《蜜蜂寓言》頗為相似。孟德威爾告訴人們，社會如同一個龐大的蜂窩，社會中的每個個人都如同棲居這一蜂窩的蜜蜂。只有當每一只蜜蜂勤勞采花、努力釀蜜時，才會使蜂窩蜜流如注。換言之，一個社會財富或公益的繁榮與增長，是以作為社會成員的每一個個人的求利努力和創造為基本前提的。孟德威爾將這一現象總結為 “私利即公利”，黑格爾則更進一步，認為“惡是社會歷史進步的杠桿”。

　　正因為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中的諸多“惡行”有了理論依據，野蠻生長成為一種被默許的狀態。中國制造工廠里勞工的艱辛和百姓對于住房和社會保障問題的抱怨，都被冠之以“發展中的問題”而一筆帶過。以至于當溫家寶總理再次提及“道德”時，很多人會覺得陌生、不解甚至排斥。正像西方世界經歷過的那樣，我們只記住了《國富論》，而將《道德情操論》棄如敝履。正如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萬俊人在 《道德之維——現代經濟倫理導論》一書中所說：在現代知識分化中，經濟學與倫理學被分別歸屬到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兩大領域，而且由于這兩大知識區域的發展日益呈現“非均衡”狀態，它們之間的距離幾乎有越拉越大之勢，以致出現“經濟學不講道德”這種斷情絕交的話。

　　然而，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在發展中的中國，這種將經濟和道德割裂的做法，其弊端也表現得越來越明顯。毋庸辯駁的事實是，隨著經濟的進步，人們的幸福感卻在隨之下降。有這種感受的人并不只是那些超負荷工作的農民工和買不起房的工薪階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很多調查中，他們的幸福感通常是最高的——而是包括那些已經富裕起來的企業家以及有著穩定收入的中產階級。這一現象讓很多經濟學家頗感震驚，因為經濟學就其本質而言，正如蕭伯納所言“是一門使人幸福的藝術”。即使最純粹的唯市場論者也不會否認，經濟學是一門追求社會福利的科學，這種社會福利一定包括了人們對幸福的感知。只是唯市場論者相信，財富的增加將天然帶來幸福感的增強。所以，當他們發現事實并非如此時，其固有的理論基礎就不再那么牢不可破了。

　　有的經濟學家試圖回到經濟學的出發點來思考問題究竟出在哪里。“經濟學回到它的起點，就是沒有辦法離開道德。”趙曉說。他是中國目前為數不多的對商業倫理問題有獨到觀察的經濟學家。他的文章《有教堂的市場經濟和無教堂的市場經濟》，從商業倫理和宗教的視角重新解讀了我們身處的這個熟悉的市場。

　　趙曉發現，無論是人對幸福的追求還是經濟發展本身的需要，道德都在經濟世界扮演著重要角色。“經濟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如果沒有道德的基礎，你會發現制度是永不完善的。很多人寄希望于制度，制度其實是一個合約，但合約理論發現，沒有任何一個契約是能夠完全的，這為打破契約留下了空子，所以需要道德的膠水把它填平。”他說。

　　趙曉的觀點與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看法非常相似。阿馬蒂亞·森認為，不管經濟學如何發展，它終究要回答兩千年前蘇格拉底提出的命題，即“人應該怎樣活著的問題”。阿馬蒂亞·森揭示了“利潤最大化”的危險，指出了現代西方經濟學支柱之一的 “帕累托最優”的不可能性，喚醒人們認識經濟學與倫理學、人的行為與道德的不可分性。瑞典皇家學院贊揚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阿馬蒂亞·森是“集經濟學和哲學手段于一身，從道德范疇去討論重要的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因而將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他，以表彰他在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和對經濟學做出的杰出貢獻。

　　而阿馬蒂亞·森經濟思想的源泉，正是來自亞當·斯密，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他甚至點明：“本書確實具有鮮明的"斯密主義"特征。”亞當·斯密的謎題在他看來并不費解，非但不矛盾，而且是高度統一的。萬俊人對此的理解是，事情并不是斯密自己有意制造了“經濟人”與“道德人”之間的人格分裂和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價值緊張。相反，在斯密這里，這種分裂或緊張與其說是經濟學與倫理學對人性和人類行為之不同方面的知識考量的結果，還不如說這原本只是一種人性二元論事實的本真反映。

　　這或許就是“斯密問題”的最終答案。“經濟學追求的是社會福利，追求幸福的境界，（單一的市場論）既很難解釋世界，也很難為增進這個世界的福利做出貢獻。”趙曉說。當中國的發展遭遇前所未有的難題時，當中國的經濟發展與人們的幸福感路徑相左時，這樣的認識無疑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或許中國經濟也將就此找到下一輪發展之門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