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君子  和管理

孔子開創的私學，教育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培育君子。君子一詞，在《論語》中出現過107次，可以說其頻率是相當高的。韓愈把師道概括為“傳道、授業、解惑”。實際上，傳道授業解惑只是途徑描述，通過這些不同途徑要達到的目標是育人。而在育人方面，孔子是當之無愧的先師。

    君子一詞在西周就已經大量使用，但早期的君子之稱是社會等級的標志，同庶人相對應。《詩經》中君子一詞出現相當頻繁，達一百多次，基本上是指社會地位而不是道德品質。當然，西周的德治，強調君子應當具有良好的品行。然而，應當具有和實際具有不是一回事，上等社會中既有正人君子，也有“碩鼠”和“南山雄狐”。西周的禮治體系，只是給“上等人”提供了成為君子的更多條件和機會，并不能保證統治集團人人都能成為道德楷模。有時，《詩經》中使用君子還是一種譏諷，如《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就是一例。不過，當時人們對君子應當具有的品德已經形成了社會共識。即便是《伐檀》中的諷刺，也是以君子的應然狀態與實然狀態相參照的。

    春秋時期，社會秩序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來的社會等級被打亂。面對這種變化，社會如何治理？孔子認為，治亂在人，社會的混亂，在于道德的墮落。從此，“有治人無治法”的思想，成為后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濫觴。這個“治人”，就是君子。能否成為君子，不在于是否身居高位，而在于是否人格高尚。與在政治思想上以仁釋禮相應，孔子在君子一詞的使用上，開始把君子這一概念由身份推向人格，即把身份秩序轉變為道德秩序。不具有道德水準的人，應當排除在君子之外，歸于小人（個別言辭如《先進》中的君子野人對應之語，孔子依然保留舊義，采用了身份性的劃分標準，這恰好說明正是孔子進行了這種語義轉變）。由此，孔子說的君子，同西周前期的君子，在解釋順序上打了個顛倒。西周的君子是因為其社會等級在上而應當具有良好的道德，孔子所說的君子卻強調因為其道德的高尚而成為社會的楷模。在孔子的大力倡導下，君子由表示社會地位的等級概念，轉變為表示道德品行的人格概念。這個轉變意義重大，從此以后，君子小人之辨就成為社會管理的要旨。區分明君和昏君的基本標準，就是看其“親君子，遠小人”還是“親小人，遠君子”；歷代治亂的基本邏輯，就是看賢良在位還是奸佞當道；而治國理家的根本，就是培育上位者的君子人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是否屬于君子，要看是否具備了仁、義、孝、友、忠、信、寬、恕、恭、敬等品德。

    君子不是天生的，而是養育出來的。西周的君子，要通過官學體系傳授“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孔子辦私學，依然要教給學生六藝。不過，時代的變化使孔子對君子的解釋由身份轉向人格，也使孔子對六藝的關注由外在形式轉向內涵。例如，同樣是講禮樂，有些人僅僅重視禮樂的形式而忽視其內涵，講五禮，更多地關注其儀式器物而忽視其情感儀容；講六樂，更多地關注鐘磬音色而忽視其和諧功用；至于射箭駕車，相當多的人僅僅把它們看作一種技術；書法的六書，實用技能的九數，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實用性而非思想性的。孔子對這種傾向十分反感，反問道：“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就連射和御這兩種實用技術，孔子也要強調其養育人格的意義。關于射箭，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強調君子以謙讓為美德，反對競爭，認為如果非要競爭的話，那么射箭就是最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