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雷恩：當前時代
雷恩對當代的梳理是從管理理論叢林開始的。自從60年代孔茨提出“叢林說”以后，叢林的出現就成為管理學界進入當代的標志。對于管理學的新發展，雷恩抓住了明茨伯格的管理角色研究，約翰·科特的領導理論，彼得斯的追求卓越，德魯克的宗師地位。但是，雷恩以老成持重的口吻告訴人們，管理學并沒有出現革命性的范式轉換，法約爾體系迄今仍然是管理學的骨架。
當然，沒有范式轉換不等于沒有發展變化，有些新的思想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雷恩在修訂版中介紹了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管理自主決策與商業行為》（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Business Behavior）等系列論文的研究，分析了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問題，進而把公司治理問題推為當代管理中的首要問題。還有產業經濟學的發展與戰略研究，邁克爾·波特提出的戰略分析框架和戰略選擇模型，彭羅斯（Edith Penrose）和沃納費爾（Birger Wernerfelt）關于企業資源的研究，都具有獨創性。彭羅斯注意到企業各種資源提供生產性服務的異質性，改變了以往經濟學研究習慣上只注意市場而把企業自身運行當做“黑箱”對待的思維。到沃納費爾，則在安德魯斯、波特等人的基礎上提出了資源基礎理論（RBV，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這也是沃納費爾的論文標題），并由此催生出了普拉哈拉德的核心競爭力觀點。他們強調企業是資源的集合體，由于種種原因，企業擁有的資源具有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決定著企業的差別，是企業競爭優勢和持久發展的源泉。而且，彭羅斯還在企業資源理論的基礎上衍生出了知識基礎理論（KBV）。另外，還有進化經濟學對戰略管理的影響。這些，都使戰略管理研究領域出現了新的氣象。
在組織行為方面，雷恩高度肯定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戴維斯（Keith Davis），稱他為“人際關系先生”，并認為在人際關系思想的演變歷史上“沒有人比他更引人注目”。雷恩強調，戴維斯把人際關系與組織行為結合起來，把人際關系研究由感性階段推進到經驗主義的組織行為研究。組織行為理論的代表，還有阿吉里斯的“個性與組織”關系假設，以及由此產生的組織學習理論。雷恩指出，阿吉里斯的理論，實際上承接著盧因的群體動力學，并引發了日本野中郁次郎的知識創造理論，推動了彼得·圣吉的《第五項修煉》。麥格雷戈的X理論和Y理論，則是在人性假設方面的重大洞見。雷恩指出，許多人對麥格雷戈的理論有誤解，X理論和Y理論并不是對立的兩極，而是人性的兩個不同層面，它們并不針鋒相對，而都是關于人性的基本觀點。對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雷恩也進行了方法論角度的分析。在激勵方面，雷恩主要介紹了弗羅姆的期望理論和亞當斯的公平理論等。
領導理論是當代管理思想中分支最多、研究者也最為龐雜的領域。雷恩把領導理論在當代發展的主線索，概括為從個人特征到權變理論，再回到領導風格，進展到領導－成員關系理論。
在管理科學方面，雷恩介紹了運籌學的進展，重點闡述了戴明的質量管理和朱蘭的質量三部曲，以及系統論對管理學的影響。客觀地看，在當前時代，由于缺乏時間的沉淀，致使雷恩的論述顯得頭緒過多而主線條不明顯。在篇幅上，也遠遠不及前兩個時代。
值得稱道的是，在書的最后，雷恩對企業倫理、企業與社會的關系及其社會責任、全球化造成的管理機遇、跨文化管理和跨國經營面臨的變數等方面，都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論述。盡管這一部分篇幅不大，但具有提綱挈領的前瞻性。
總體上看，雷恩的書，在管理思想史著作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本。同克勞德·小喬治（Claude S. George）1968年出版的《管理思想史》（The History of Management Thought）相比，雷恩的書要詳盡得多。小喬治的更為簡略，是粗線條性質的概括，而雷恩力求更深刻地揭示出管理思想發展演化的脈理，而且更為重視思想背后的社會動力。同錢德勒的企業史研究相比，雷恩的書要更偏重于歷史學，錢德勒則突出了經濟學分析，更重視企業自身的結構演變。
作為一部仍然在不斷修訂完善的著作，雷恩的書還存在著白璧微瑕。除了有些細節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史學考證外，雷恩采用的管理思想發展階段名稱，尚可商榷。中間兩個部分的“科學管理”和“社會人”時代劃分，命名邏輯是一致的，都是強調對應時代管理思想的代表性特征。然而，首尾兩頭的“早期思想”和“當前時代”，命名邏輯不一樣，僅僅表達了時代而缺乏代表性思想特征。在語詞上，“當前”只能與“早期”以及類似的詞匯對應，而不能與“科學管理”、“社會人”對應。反過來，“科學管理”與“社會人”也不能同“早期”、“當前”相對應。嚴格來說，一部著作，必須在篇章命名上保持一致性，這種命名的二重標準，影響了著作的嚴肅性。另外，由于歷史學科本身的特殊性，從時代發展的角度看，早期管理思想和科學管理時代，由于已經有了時代的積淀和淘汰，取舍選材似乎更為合理，而社會人時代的人物選取和詳略分布，就有了值得商榷之處。到當前時代，似乎更多地受到管理時尚的影響，較多地考慮了思想影響的即時性，而對思想的持久性考慮不足。當然，這也給今后的修訂留下了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