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宏觀經濟復蘇已無懸念，那些被金融危機嚇破膽的經濟學家，終于不再談所謂的“二次探底”，而是開始暗自后悔沒有在金融危機中，及時抄底被低估的各類資產。于是乎，各路國際資金再次屯兵香港，虎視眈眈中國大陸。可是猛然間，他們發現后危機時代的中國似乎變了很多，以往無盡的廉價勞動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愈發昂貴的生活成本和生產成本。

        捫心自問，中國會變得像日本一樣貴嗎？

        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國際投資者關心的，更是每一個中國人應該關心的。而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中國會在經濟學意義上變得“更貴”，本輪金融危機更是加速了中國“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上升。

        本周，法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爾圖斯(Patrick Artus)在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甚至預言中國將在五年到八年的時間內，變得像歐洲一樣貴，中國制造將面臨巨大的挑戰。我雖然比他樂觀些，但是中國宏觀成本增加的走勢，確實是不容置疑的。

        國際環境方面，由于歐美量化寬松政策和日本大地震，美元、歐元和日元實質性地貶值，國際大宗商品以這些國際儲備貨幣計價，上漲趨勢不變。中國兩頭在外的貿易，雖然可以通過提價和本幣升值進行對沖，但是畢竟勞動力就業問題在2013年前不會逆轉，人民幣升值幅度有限。而且，無論是被迫還是主動地升值和提價，都會抬高中國制造的價格，中國不得不變貴。

        國內環境方面，伴隨著城市化和居民富裕程度的增加，土地和勞動力價格開始突破“二元經濟”的束縛，增加了普通城鎮居民的生活成本，反過來拉動服務業價格，造成全面的通貨膨脹。這種經濟現象其實不值得大驚小怪，它發生在每一個從“溫飽”到“小康”的經濟體。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經濟體、或者說大部分經濟體沒有在達到小康后繼續進步，而是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為沒有處理好交易成本上升后的經濟轉型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年，價廉物美的“中國制造”迅速占領世界市場，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中國交易成本低的優勢。面對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的宏觀政策決策者將不得不面對一個比較優勢日漸萎縮的大趨勢，如何把一個日益變貴的中國，繼續變得民富國強、躋身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將是未來十到十五年的艱巨挑戰，有幾座不得不翻越的“制度高山”。

如果讓我排序，最大最高的山峰，就是壟斷企業的低效率問題。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以政府公權力為背景的壟斷企業，會通過變相增加企業成本的方式，提高壟斷產品的價格，或者要求政府補貼，從而侵蝕整個經濟體的利益。最近炒得沸沸揚揚的所謂中石化天價茅臺招待費問題，就是最好的例證。公眾相信，被揭露的問題也許只是冰山一角。換言之，中國可以變貴，但不應該通過這種方式！

        解決壟斷企業成本不合理的問題，需要市場的參與，需要媒體的監督，更需要宏觀決策者壯士斷腕的決心和破釜沉舟的勇氣，因為政府壟斷是有好處的，除了不可見人的利益輸送，在機制上的確能夠拓展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短期內對價格和市場的控制。一個壟斷企業經營者，即便能力低點兒、效率差點兒，只要聽話則瑕不掩瑜。

        但是，壟斷企業蠶食的不僅僅是幾瓶茅臺和洋酒，而是整個中國市場對資本的吸引力。逐漸變貴的中國交易成本，根本不是有形的政府之手可以逆轉的，切不可迷信道德教化的力量可以逆轉市場的方向！如果我們回顧國際經濟中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有一只有形的政府之手試圖力挽狂瀾，但每一次都是市場的力量最后占了上風。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又有哪一個決策者在逆市中，有承認錯誤的勇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