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家與賢者的境界修煉

商業革命與慈善家

慈，我國《辭海》的解釋為：本指父母的愛，引申為凡憐愛之稱。盡管國內辭書均無“慈善”二字，更無“慈善家”之概念，實際上，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倡導慈善的國家，慈善思想和理念源遠流長，可以見諸先秦諸子百家典籍。
在商業史上，每個時代都會誕生與該時代精神命脈緊密相連的慈善家，他們的不懈努力創造了時代，他們同時也成為一個時代的靈魂和縮影。回顧管理思想史，泰勒、法約爾、韋伯當屬20世紀初古典管理理論的大師，而卡內基、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他們就是20世紀初葉及此后美國工業革命的先驅和商業大師，更是世界和美國的第一代慈善家。當歷史發展到了20世紀末期，當工業革命在美國完成了它的使命而進入信息革命的時候，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出現了，他們又成為信息經濟時代商業革命的大師和慈善家。
在日本，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豐田喜一郎等，也成為日本工業經濟時代的商業支柱，正是他們的努力使日本制造及精益制造模式在整個世界贏得了巨大聲譽。他們不僅成為日本眾多企業家、事業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日本受人尊敬的慈善家。
在中國，長期以來人們多認為慈善就是富人對窮人發慈悲，社會往往認為不能為富不仁，富人救濟窮人是理所當然的。由于社會往往把道德評價放在首位，也就給富人造成了較大的心理壓力，其結果是，一方面富人不敢露富，另一方面富有了反而心里不踏實。于是很多人干脆抱著行善積德的想法，甚至把所謂的“花錢買平安”等同于慈善行為，這種被扭曲的慈善理念，實際上都是由于長期以來社會的仇富心理和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造成的。
因此，“兩恨文化” 長期存在，一曰恨富人，二曰恨能人，企業家恰恰是這兩種人的綜合體。這一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們既缺乏科學、完善的社會慈善體系和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缺乏被社會廣泛認同的慈善理念，也缺乏對健康永續的慈善文化土壤的培育。其結果是導致很多富人，甚至企業家缺乏正確的財富觀念和陽光心態，或者揮金如土、窮奢極欲，對慈善充耳不聞；或者一切以利潤獲取為最高目標，以企業發展需要，以做強做大后更能做慈善為理由，堂而皇之地拒絕慈善。顯然，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還很難產生真正被社會普遍認同的慈善家，更難以形成蔚然成風的慈善文化。
《財經國家周刊》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中國基尼系數從30年前改革開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繼續上升，這是社會利益共享機制發生嚴重斷裂的顯著信號。
同時人均GDP排名世界100多位的中國，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之一。一個上海、北京國際汽車展，其他國家的富豪幾乎不敢問津的超豪華車，動輒上千萬一輛，可在中國一出場就名花有主，眾多富二代成了這些超級豪車的絕對頑主。也許，從這個視角可以為我們揭開許多中國富豪無法變成慈善家的一個重要原因。

慈善家與慈善文化

美國《時代》周刊曾刊登一篇關于中國富豪們的生活方式的報道，盡管報道難免以偏賅全，但其中頗有深意。報道認為，中國富豪大多窮奢極欲，揮金如土，他們的行為應歸咎于他們的低素質。并認為，很多時候他們所做的已經不僅僅是無度的揮霍，更是愚蠢的攀比。
美國的慈善文化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罪富文化”。基督教宣揚的是通過對上帝的信仰，通過自我在世俗生活中的博愛、善行等獲得拯救。早期基督教是譴責和否定世俗世界的財富的，對商業活動堅決否定，認為商人賤買貴賣，其罪惡甚至超過盜竊。因此，在基督教看來，富人死后要想升入天堂，就應該把自己的全部財富捐贈給窮人。隨著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這樣的觀念與現實發生了激烈沖突。在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看來，西方民族在經過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告誡人們：“僅當財富誘使人無所事事，沉溺于罪惡的人生享樂時，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惡的；僅當人為了日后的窮奢極欲，高枕無憂生活而追逐財富時，它才是不正當的。”
盡管如此，基督教關于富人原罪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響著西方社會。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被公認為美國最偉大的慈善家，也是美國慈善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卡內基認為，富人的責任是成為生活簡樸無華的典范，應將多余收入視為由其管理的信托基金，讓有思想而且認真的人精心籌謀運用。“賺錢需要多大本領，花錢也需要多大本領”，他認為濟世救人應考慮如何幫助那些能夠自助者，他不主張把財富零零碎碎地分給老百姓，而主張采取辦企業的方式來支持公益事業。
美國的慈善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許多獨特的理念。其慈善文化主要基于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財富的社會管理人。也就是說，在法律上，財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價值層面，超過生活需要的財富就屬于社會的。直到今天，美國深厚的慈善文化淵源仍然發揮著它巨大的影響力。

美國也是世界上慈善捐款最興盛和按人口比例志愿者最多的國家，據稱，目前慈善機構手中掌握著占GDP近10%的財富。每年，每個美國人要將收入的1.8%進行捐贈，每個美國家庭貢獻志愿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占家庭總收入的2.36%。與中國恰恰相反的是，在美國，個人捐贈高達70%以上，遠超過所有企業的捐贈。而且窮人與富人一樣慷慨，美國低收入人群用于捐款的財物，占其總收入的5%以上，高于富人的比例。對于慈善，美國人認為并不只是捐贈，而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這主要得益于制度的推動，美國沒有專門的和獨立的關于慈善的法律，有關慈善的規定和條款散見于憲法、稅法、公司法、雇傭法等聯邦和州的法律法規中。
中國傳統的慈善往往只救人之身，不顧人之魂，這與美國等強調“授人以漁”，即要幫助窮人獲得自助與自救的慈善理念具有很大差別。成功企業家、事業家的最終歸宿必然是慈善家，這是由人的心理需求與精神境界決定的。一種觀點認為：心理學研究表明，賺錢與幸福的規律是拋物線，開始是賺得越多越開心，但到達一定程度之后，通過賺錢獲得幸福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這個時候，為別人花錢反倒可以讓人得到幸福，這個時候，富人就變成了慈善家。
慈善需要一定的文化土壤，也需要與之相匹配的制度建設。在中國，慈善土壤尚需要經過長期化、制度化的培育。就當前來講，只要國家有一個創新而健全的慈善制度，慈善事業就必將發展到一個更新的階段。隨著社會更多新富階層的出現以及慈善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國也會誕生更多慈善家。

賢者的境界修煉

《辭海》對“賢”的解釋是：才能、德行好。在中國古代文獻中，賢有時專指才能，如《穀梁傳·文公六年》：“使賢者佐仁者。”范寧集解：“賢者，多才也。”有時專指德行，如《荀子·王制》：“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
賢，用于敬辭，賢達，指有才能，有德行，并有聲望的人。用今天的話來說，賢者就是德才兼備的人。我國古代將孔門弟子稱為“賢者”，所謂孔子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曾子、顏回等是也。現代漢語中，賢的合成詞很多，如賢良、賢士、賢君、賢哲、賢德、賢惠、賢淑、賢明、賢能等。
《說文解字》：“賢，多財也。”段玉裁注：“賢本多財之稱，引申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申之義而廢其本義矣。”
除了“有才”、“有德”，賢的另一個意思還指“有財”。如字面之意，賢，從“貝”，本意為“多財”，所以中國古代也把賢者視為富有的人，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賢者指的便是富豪了。《莊子·徐無鬼》有：“以德分人，謂之圣，以財分人，謂之賢。”
孔子《論語·里仁》有：“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在這里，賢指德才兼備的人，其義是，見到德才兼備的人就要向他看齊，見到德才低下的人要反思自己。
因此，依據中國古代先哲關于人的道德養成、境界修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角色對位分析，我們將賢者視為仁者的邏輯延伸，賢者的內涵與最高境界是“才、德、財”三者的合一。
墨子主張“尚賢”，就是不分貴賤唯才是舉。墨子主張用“尚賢使能”來治理天下，認為“尚賢”是“為政之本”。在《修身》篇中墨子還說：“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遍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意思是，意志不堅強的人智力就不會發達，出言不守信用的人行事就不會成功。擁有錢財而不愿分給他人者，不值得與其交友；不能恪守為人之道，不能廣博地認識事物，不能明辨是非的人，不值得與其為伍。
其實，無論政治、經濟，還是任何其他社會組織，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都需要把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要素來對待，盡管不同的官僚組織，其人才觀與選擇任用人才的標準各不相同。自古以來，“求賢若渴”、“見賢思齊”都是社會健康發展的良性行為。當今社會對于“賢者”的理解，以及對于“賢者”的態度卻發生了很大變化。
當今社會還有沒有真正的“賢者”？2010年1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對2009人進行的調查顯示，高達38.6%的人認為當今社會“賢者”不常見。哪些人才是“賢者”？民調顯示，公眾認為三種人最賢：幫助別人奉獻社會的普通人、在本行業成就突出的人和國家表彰的杰出人物。公眾對“賢”的標準是什么？“回報社會”成為首選占72.1%，其次是“道德高尚”占67.9%，“大公無私”排名第三占59.2%。本次調查同時顯示，雖然有76.4%的人自認為有見賢思齊的意識，但多達97.4%的人痛感當今社會已經缺失見賢思齊意識。
孔子在《論語·里仁》里有幾處講到富貴、貧賤，講到義、利，講到見賢思齊。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意思是：君子明白大義，小人只知道小利。孔子認為，利要服從義，要重義輕利，他的義指服從等級秩序的道德，一味追求個人利益，就會犯上作亂，破壞等級秩序。所以，把追求個人利益的人視為小人。因此孔子說，看到賢人就應該向他學習，看到不賢的人要從內心里反省自己。孔子是圣賢，自然會有“見賢思齊”的道德境界。
實際上，任何時代都有圣賢，一個沒有圣賢的社會和時代，其結果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令人悲哀的。只有重賢、舉賢，見賢思齊的社會，才可能出現更多的賢者。賢者是社會的精英，社會的楷模，也是時代的號角，其榜樣力量是巨大的。當今，人們對賢者的認識和辨別頗多歧義，甚至大大顛覆了我國傳統文化有關賢者的價值觀念與道德精神。見賢思齊的反面是見利忘義，在很多人眼里，有錢便是賢，甚而把“見賢思齊”調侃為“見錢思齊”。
實際上，賢者未必有錢，但有錢人能成賢者，甚至成為大賢，這并不為怪。賢者，是一把道德的標尺，是一道人生的標桿，是道德之人追求自我完善的更高目標，也是有識之士錘煉自己意志的更高境界。只有當一個社會建立起舉賢重賢、任人唯賢的良性制度，形成見賢思齊、積極向上的良好風尚，才有可能涌現出更多的賢者，也才可能有更多的人以賢者為榮。
所以，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當今，如何建設與新的市場秩序相適應的道德文化體系，已經迫切地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相信，只有完善的制度建設與良性的慈善文化才可能造就出一個重賢、尊賢、見賢思齊的社會，而慈善家必然會成為更多企業家、事業家所追求的人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