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家族企業的需求和企業家族的需求間取得平衡，這幾乎是全球所有家族企業的困惑。哈佛商學院教授約翰·戴維斯（John A. Davis）的研究表明，失去上述重心的家族企業，往往在第二、第三代時就因為行業變化、家族沖突、管理不善、繼承問題等快速走向死亡。

　　這正應了中國人說的“富不過三代”，巴西人說的“富爸爸、貴兒子、窮孫子”，意大利人說的“從牛棚到太空再到牛棚不過三代而已”。

　　研究家族企業近30年的戴維斯在對過去10年歐美地區家族企業調查中發現，相比非家族企業，家族企業績效更好、壽命更長。因此，解決上述矛盾，成為家族企業必須過的“門檻”。

　　壽命更長、績效更好

　　不少人對家族企業往往有這樣的印象：不夠專業化、缺少規范化、缺少創新；基于家族關系建立起來的內部信任，會對沒有類似關系的員工產生不信任感；由于血緣關系和親緣關系的介入，公司的內部結構和關系會比其他企業更復雜。

　　“的確，家族企業中彼此錯綜復雜的關系，確實可能引發利益沖突。”戴維斯用三個相交的環來解釋家族企業復雜的體系。從比較通用的分析角度切入可以分為：所有權人（Ownership）、家族成員（Family），以及企業業務相關者（Business），如企業內員工及客戶。

　　由這三個關系群重疊的部分，可以看到家族企業中的成員有時困惑的是，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處于三環模型中的什么角色位置，如何去對待其他成員。角色重疊可能會提高決策效率，但是容易造成角色的混淆。

　　不過，家族企業通常有著更長遠的發展觀，其投資、規劃、采購、客戶關系都著眼于長期。談到家族企業績效更高的優勢，戴維斯認為，家族企業通常更注重質量，他們認為，產品質量關系到家族聲譽，盡管短期內可能會增加成本、影響利潤，但長期有利于企業的發展。此外，家族企業通常會與員工、客戶還有供應商之間形成忠誠、穩定的關系，也是支持家族企業成功的元素之一。

　　正如意大利菲拉格慕公司第一代榮譽董事長旺達·菲拉格慕所說：“我們主要的目標是建設正確的企業類型，而非僅僅使我們自己更富有。”

　　戴維斯在研究過程中接觸了不少家族企業，他發現他們中不乏思想現代進步、心態開放的，“每個企業都有各自的優缺點，比如家族企業不愿接受變革，但它們產品質量高，忠誠，生存能力強。”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基業長青的因素

　　中國的家族企業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范蠡，他協助越王勾踐滅了吳國之后，“乘扁舟浮于江湖”，與兒子一起經商，富甲一方。

　　但是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言，中國的家族企業相比歐洲還很年輕，這種稚嫩也給家族企業帶來不少障礙，比如在企業控制權和所有權的轉移方面。近日在上海與一些中國家族企業交流后，戴維斯就發現，他們對遇到的代際轉換問題缺乏經驗。

　　此外，中國家族企業還可能遇到，因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企業繼任者庫受到限制；公司透明度和財務管理也有待加強；繼承人可能缺乏經驗和能力等等問題。

　　在戴維斯看來，廣闊的亞洲市場為家族企業提供了快速增長的土壤。“亞洲經濟發展很快，市場也很大，只要能成功上市，都能獲得較快的增長。”戴維斯說，亞洲公司相對來說比較年輕，只經歷了一至兩代傳承，這點和美國家族企業很像，各自的增長空間都比較大。

　　不過，中國民營企業剛在第一代企業家手中壯大繁榮，遠未達到“富過三代”、“家業長青”。其面臨的其他挑戰還包括，由于分紅過多、缺乏資本而投資不足，對傳統的產品、技術過度忠誠，缺乏績效思維，領導任期過長，具有破壞性的家族沖突以及過于害怕家族沖突，難以吸引和維系非家族高層人才，企業和家族的延續性等。

　　戴維斯認為，高績效而持久的家族企業，重要的是要有貢獻精神的家族，忠誠、能干的所有者群體和精干協調的高管層。所有者要對企業有興趣，愿意了解企業，參加會議、參與討論，履行股東義務，而且不會從企業抽用過多的財務資源，并且和其他所有者及企業領導者關系融洽。“團結勤勉才能為家族企業創造價值，否則就會消耗價值。”

　　文化與企業制度的博弈

　　在戴維斯看來，文化對于家族企業而言至為重要，不是體現在決定問題時，而是影響到如何實施行動。比如，墨西哥沒有遺產稅，所以家族企業掌權人會盡可能長地控制企業，但美國卻有相當高的遺產稅，使得不少人想盡快把事業以及財產傳給下一代。

　　在中國，從文化角度來說，家族企業中成員關系受制于傳統的價值觀體系——儒家習俗、社會規范、角色及責任，而非遵循正式的政策和規定。而商業系統又是需要體系結構、決策流程清晰的。因此約翰·戴維斯認為，商業系統是家族企業的朋友，遵循和采納一定的規則才能更好地發展。

　　如何打造有建設性的家族遺產也是家族企業的挑戰。相比而言，約翰·戴維斯認為，技能和價值觀比財富更難傳承。年長一代和年輕一代對于公司治理以及長遠發展等方面的溝通是否流暢，也影響著家族企業的發展。

　　戴維斯最近在上海的中國家族企業課程中，設置有跨代際對話環節。令戴維斯驚訝的是，和美國相似，中國兩代人對于價值觀選擇問題的回答驚人的一致。

　　“老一代企業家表示，希望年青一代能遵從重要的價值觀，從生活中找到工作的熱情，而年輕一代的結論也是，會遵從一系列的價值觀，但要求是給他們更多的時間。而那些價值觀與父母所列出的幾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