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瓊

　　都說商場如戰場，在商場上馳騁的企業家，大多讀過《孫子兵法》。“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最近在溫州頻頻上演，企業遇到問題，“一走了之”真的是上策嗎？

　　遭遇窘境，走為上策？

　　近日爆出的溫州老板集體跑路，原因大多相同——資金鏈斷裂。以溫州最大的眼鏡生產廠商信泰集團為例，在2008年，隨著世界光伏產業的興起，董事長胡福林也開始進軍光伏產業等領域。但由于涉獵業務過多、擴張過快，信泰數億元的產值根本無法滿足其擴張的需求，最終陷入資金鏈斷裂的“絕境”。

　　類似的狀況在溫州今年接連出現，比如波特曼咖啡因經營不善，企業主向民間借入高息資金，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出走，相關門店停止經營；位于樂清的三旗集團董事長陳福財，因資金鏈出現困境、企業互保出現問題出走……

　　除了一走了之，還有企業家選擇了自殺來逃離巨額債務。9月24日，鄂爾多斯(600295,股吧)市中富房地產開發責任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金自殺身亡。有人透露，王福金自殺前遭到多位債權人催債。

　　也有企業家勇于承擔，上個世紀90年代，史玉柱曾因巨人集團經營失誤資金鏈斷裂而欠下大筆債務。但他沒有賴賬，埋頭苦干多年后，還清了所有的債務。

　　“這種當然比較少見。”上海神光心理咨詢中心咨詢師彭瑞林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說，像史玉柱這樣的企業家是抗壓能力和責任感都比較強的，大部分企業家在被眾多債主追上門無休止糾纏的時候，是非常壓抑郁悶的，特別是當集資、借款對象是親戚、朋友和鄉親時。

　　選擇一走了之的企業家，還有一種奢望，就是當國家的宏觀調控和自己的資產價值回調、資金鏈放松的時候，他們還有回來東山再起的可能。彭瑞林的一位溫州企業家朋友僅在上海的泰晤士小鎮就有15套總計價值2億多的別墅，想賣掉還貸的時候，卻遭遇了今年房地產的嚴厲調控而資金鏈斷裂，不得不一走了之。

　　雖然在高壓力的極端環境下，企業家會做出沖動的行為，會采取逃跑，甚至自殺的放棄性行為，易普斯咨詢首席顧問張西超卻認為，根本原因還是對大環境和企業發展信心的喪失和對自身價值的懷疑。

　　不過溫州中小企業聯合會會長周德文認為，“沒有做過企業的人無法理解做企業的艱辛和被逼債的痛苦”，走上自殺、逃跑等道路也是被逼無奈，要知道溫州人鄉土觀念重、好面子，跑路老板或多或少都參與了民間借貸，“跑路”等于自毀后半生信用，不是走投無路，這些人不一定會跑。

　　傳染的“跑路”癥因

　　更糟糕的是，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由于溫州企業間在借貸時往往相互擔保，一家發生破產倒閉、老板跑路，就勢必危及互保企業，所以導致“一倒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和逃跑的從眾行為。

　　一位溫州企業界人士向記者透露，那些不知名的、無影響力的中小企業停工和企業主逃跑的數據，很難統計周全。

　　企業經營不善、資金鏈斷裂的情況以前也有，為什么在今年出現企業家跑路的群體現象？在周德文看來，溫州的事件與國際經濟形勢不明朗、金融危機還未遠去、國際訂單減少，而人民幣升值、制造成本上升、人力成本上升導致的利潤下滑有關，因此企業不得不去尋找其他的投資渠道而造成實業的空心化。

　　溫州一家家紡企業的董事長林金波（化名）也印證了周德文的觀點，該企業產品80%出口到歐美等海外國家，林先生告訴記者，近年來企業的生存環境越來越差，他的企業基本年利潤在3%至5%，卻不得不承受匯率變化、原材料和勞動力價格大幅上漲的壓力。

　　周德文表示，所以做實業的溫州老板這幾年一直在搞投資，基本上是找能給他們帶來比較快收益、短期回報高的項目、產業，包括投資房地產、高利貸等暴利行業，而且相互“跟風”，這種投資的方式，外部環境一變化，就可能造成滅頂之災。

　　另一方面，國家宏觀調控導致銀根縮緊，而企業的融資渠道單一，一些企業一方面銀行貸款到期，急需還款，另一方面企業后續投資需要，為了維持正常生產，不得不去借高利貸。據了解，目前溫州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已超過歷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分~6分，有的甚至高達1角5分，結果爛泥潭越陷越深，債臺高筑，根本無力償還而一走了之。

　　跑路后遺癥

　　而現在“銀行的貸款到期，可是擔保公司、民間貸款機構都去澳大利亞度假了，根本沒法周轉到錢，而上半年盡管利率高，至少還能正常地從民間借貸機構周轉到錢”。周德文最近經常接到一些企業主的電話，抱怨在溫州企業主逃跑事件后，正常的民間信貸受到打擊，不愿輕易借錢，讓企業走入新的困境。

　　而這一輪風波更多的后遺癥是，不僅企業之間的信譽喪失，不愿意再相互擔保、相互拆借，下游客戶對企業的信任度也在打折扣。有企業表示，最近老板出逃事件炒得沸沸揚揚，就連國外客戶都知道，企業最新的訂單，客戶本應先支付30%的預付款，但有兩家單位不放心，專門派人到企業了解情況，然后才付款。“一個社會如果失去互信，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周德文說。

　　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溫州企業抱團和互信以及企業家聰明的商業頭腦，溫州人被稱為亞洲的猶太人。彭瑞林此前接觸的溫州企業主經常聊起的說法是，在海外，只要講一口流利的溫州話，就根本不用帶錢出去。若有企業主短期差個30萬、50萬，一個電話過去就給你打到卡上。只要是好項目，數億資金通過合股的方式在數日內聚集，也是并不鮮見的溫州故事。但現在無疑讓溫州多年建立起來的民間誠信、信譽，頃刻之間被摧毀。

　　“跟風”躲貓貓的跑路者，對溫州商業文化環境蒙上一層陰影。不過，彭瑞林認為事情都有兩方面，以私人關系構成的“熟人社會”行為模式現階段也阻礙了溫州的現代化進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溫州必須在陌生人社會中謀求現代誠信的建立，從“熟人溫州”走向“規則溫州”。

　　而要防止企業家跑路癥群繼續蔓延，周德文認為，政府和社會除了需要引導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的規范踏實的行為，還需要在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提供多種救助和解決的方式和途徑。

　　周德文就調研過日本、德國、美國的一些中小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它們由數量眾多的政府或財政支持的民間機構組成，為中小企業提供非常細致的服務和幫助，包括資金幫助、稅收支持等。“而中國的銀行和一些其他機構都喜歡"傍大款"，中小企業根本沒人理。”

　　他在給溫家寶總理的建議上就提到，應該加強金融的對內開放。目前溫州企業融資渠道方面，除了銀行，溫州的小額貸款公司只有20多家，對于40多萬戶的個體私營企業來說只是杯水車薪，解決不了問題。“溫州有200家小額貸款公司都不嫌多。”在投融資體制的改革上也是如此，應該拓展企業的股權、債券投資平臺，給企業更多直接融資的渠道。“政府應該健全法律去監管這些平臺，而不是禁止這些平臺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