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開會是現代人群體溝通最主要的形式。核查工作時間分配的詳細記錄不難發覺，主管們的緊俏的資源大部分是用在人際的協調溝通上，尤以開各類會議占去了最大份額。

　　開會必然會涉及到很多利益相關者，但不是每個利益相關者都能夠很好地從會議中得到應有的價值。因此，中國人對開會，特別是目標不明、過程混淆、結論懸空的會議，常常是又害怕煩膩又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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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富豪的投資經驗 塔吉特VS沃爾瑪：個性可愛能生財 馮侖：中國房地產的三個階段 郎咸平：誰謀殺了中國的大學生 劉石：喬布斯的精神遺產 俏江南失色 家族餐飲企業的困境 　　筆者在美國留學，觀察到校園里形形色色的自發社團，沒有領導、指導、督導，議事和決策卻能做得有板有眼，公司等機構組織的正式會議，就更其如此了。發覺各類會議，形式盡管有簡有繁，但議事程序卻是高度一致的。這個系統周密、邏輯周延、能有效促進效益的工具，就是“羅伯特議事規則”。

　　羅伯特（1837~1923）畢業于美國西點軍校，后升任工兵準將，令他永垂史冊的杰作卻是我們在推介的《議事規則》。他根據美國草根社團的實踐和英國四百多年的議會程序，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編纂成《議事規則》，于1876年問世。它的重要性立即為人們所認識，影響迅速擴大，被接受為各類會議的議事準則。羅伯特1915年修訂和大為擴充的第四版是個里程碑，由于其獨特貢獻，書名也早就被公認為《羅氏議事規則》（Robert"s Rules of Order）了。當今世界，無論是公共領域中的聯合國大會、歐盟議會、各國國會的議事程序，還是私人領域里如上市公司、合伙小店、興趣團體、學校班會等的議事章程，無不以《議事規則》為依據和藍本。而議事規則也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

　　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建立之初，就竭誠呼吁國民運用議事規則的工具。從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的《追憶中山先生》里，我們能看到孫中山的努力。“辛亥革命后過了幾天，中山先生動身經歐返國。臨行時把一本Robert"s Parliamentary Law交給我，要我與麻哥（劉成愚）把它譯出來，并說中國人開會發言，無秩序，無方法，這本書將來會有用的。我和劉沒有能譯，后來還是先生自己譯出來的。”

　　還是在1991年的夏天，柏楊邀筆者之一的孫滌去他臺北的家里餐敘，前輩對世事的洞明和精警令后輩終身受益。席間談到中國人周而復始地犯同樣的錯誤，柏楊先生把根由歸結為他痛撻的國人的劣根性，“明明是留了七八級，卻礙于面子，堅持狡辯只留了三四級。”

　　姑且不論文明的整體狀況和發展水平的差異，然而就人的自利性來說，積年來的體驗觀察令筆者相信，西方人實在不比我們好多少。套句老話，彼此是“根性相近、習慣相遠”。不過，若論剖析權衡自己和他人的錯誤，盡量不蹈同類的過失，歐美做的實在比我們高出許多。他們的歷史經驗，簡單地說，是多多應用工具、方法、規制，而不要事事追溯到道德信仰，動輒要求改造人性的根本。

　　西方實踐的基點，不在于“去人欲”，而是強調使用可操作的工具，依靠程序來規范路徑，從而達到效果。使用工具若能得法，人們的行為（而非本性）是大可以重塑和改進的。百余年來現代化努力的進程中，中國人也逐漸形成了發展方向上的共識；并在如何落實并獲得成效方面，將越來越倚重具有操作性的工具和方法，形成行為規范，一步一個腳印地夯實和提升。

　　再回到開會、議事這個話題，人類通過會議商討集體的決策，必須有適當的機制來平衡和協調群體與個人之間的權責關系，否則難以持續有效。以一定的規范和程序作為工具，會議才能真正拓寬言路、集智廣益、凝聚共識，才能產生實效。程序不當或者操作不當的話，后果甚至會適得其反。大家都遭遇過低劣無效的會議，內容空泛、徒具形式，或者意見飽受壓抑、遭到扭曲，或者各說各話、缺乏真實交流。人們會變得無奈、沮喪，甚至失去彼此間的信賴。企業的這些積習雖說根深蒂固，卻是應該而且可以改變的。

　　文明的議事規則能夠幫助建立新的開會文化，提高決策效率，促進組織治理，重建誠信環境，增強規范運作，不再周而復始地犯同樣的錯誤。因此，應該盡早使用這個被證明有效的操作型工具，來幫助我們持續發展和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