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二"重建，留下了一個可貴的制度遺產。”原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蕭少秋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稱，該遺產由萬億資金打造，體現了和諧的中央、地方互動模式。

　　從數字看，無論受災面積，死傷人數，還是政府撥付資金，四川重建都構成了“512”重建絕對主體。

　　在蕭少秋看來，四川抗震救災的奇跡，是央地良性互動模式的奇跡，是中國特色的制度優勢。而這個優勢的價值，反映了一個更為和諧共進、更為互利共贏的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關系。

　　蕭坦言，目前我國政府行政方式正在從“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政府”轉變之中，他說的央地互動體制，有民主，有集中，不再僅僅是財力問題，更是牽動全局的體制改革。

　　“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不再"大包大攬"。在金融、土地等一系列關鍵政策上，通過中央資金和政策的扶持引導，撬動地方資金和資源，已被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模式。”蕭說。

        央地良性互動，從資金撥付使用模式，可見一斑。

　　蕭少秋介紹， 從512具體重建過程看，中央決策不再是單純的批項目撥資金，而在于通過中央資金，撬動地方資金，盤活相關資源。

　　他從資金總量開始條分縷析。

　　按照四川省災后恢復重建委員會提供的數據，四川規劃重建納入國家規劃概算8658億，覆蓋四川39個重災縣和極重災縣近3萬個重建項目。

　　在8658億資金盤子內，外來資金3480多億，四川需要自行解決5184億，再加上國家規劃外省定1289億元重建項目，資金缺口總計達6400多億元。

　　3474億外來資金很快到位，外部力量兵分多路火速下達：一是中央下達四川省恢復重建包干基金，金額為2203億元；二是對口援建資金910億，包括18個援建省市3880個項目援建資金780億元，香港、澳門特區援助資金130億元。

　　其三是部委援助資金160多億元，包括中央組織部、全國總工會匯總各省上繳“特殊黨費”、“工會會費”80多億元，財政部提供的國外優惠緊急貸款80億元；四是社會捐贈資金201億。

　　那剩下六千多億資金缺口怎么辦？

　　這問題一度撓頭，但后來的事實證明，四川依然超水平完成龐大的重建任務。截至2011年3月底，四川完成國家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項目92.4%，完成投資概算91%；省定災區縣需恢復重建的13647個項目，已完工81.6%，完成投資1052億元。

　　不僅如此，六個重災市州生產總值去年底平均增速15.7%，高出全省0.6個百分點，財政收入平均增速54.5%，高出全省21.5個百分點。

　　用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的話概括，重建讓四川“蹲底起跳，摸高居上”。

　　分析“蹲底起跳”的奧秘，蕭少秋指出，原因在于中央開始嘗試一種新的授權思路，并非全部包干，而是通過中央資金投入，加之政策引導，撬動地方資金和資源。

　　據了解，四川災后重建資金總規劃達萬億元人民幣。如果以中央財政除以“512”重建投入，預算內帶動比為1：3.93；若加上1289億預算外13647個省定項目，中央對四川的帶動比高達1：4.5，也即1元中央財政，帶動四川4.5元重建投入。

         2008年6月29日，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見》，從財政、稅收、金融、產業、土地、就業援助、糧食等諸方面，做出支持恢復重建的系統政策安排。11天后，四川省政府出臺支持恢復重建政策的具體細則，涵括10方面47條。

　　學者們看到，震后三年間，中央落地四川的政策密度史所罕見。

　　在這些政策的引導下，四川重建的六千多億資金缺口，也很快得到紓解。

　　蕭少秋介紹，其一，通過調整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壓縮公用經費支出，整合各類專項資金，籌集了地方政府性重建資金400多億元。

　　其次是金融渠道。四川銀監局局長王筠權介紹，國務院傾斜四川災區的金融政策達十幾種之多，尤其具有突破性的是，2010年以來存款準備金率連續多次上調，但重災區地方法人金融機構仍繼續執行9%的優惠政策，運用準備金率政策工具支持災后重建“前所未有”。

　　如此情形下，震后3年來，四川本外幣貸款余額超過解放后57年貸款總和，其中災后恢復重建貸款占四成左右。

　　第三是放開投融資政策。四川通過搭建四川發展、四川鐵投、四川交投等投融資平臺，3年內發放地方政府債券500億元資金，通過多種渠道放大政府投入的乘數效應，帶動不少于2000億元的項目資金投入。

　　第四是引導災區群眾自籌資金。在對農村住房落實戶均2萬元的農房重建補助政策，對城鎮住房重建在每戶平均補助2.5萬元的基礎上，給予建房稅費減免和房價政策性優惠補助，建立特困群眾住房重建貸款擔保基金，引導群眾投工投勞，自籌建房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