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市村鎮建設局張習平科長告訴記者，嚴峻的震后安居形勢，促使中央放寬各種政策限制，其最大的一個政策就是集體土地的使用，令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成都市城鄉統籌得以提速。

　　一個背景是，汶川地震后短期流民壓力空前嚴峻，僅四川省城鄉就有近500萬套房屋受損，上千萬民眾無家可歸；在8月初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完成千萬民眾過渡住房安置任務，成了死命令。

　　張習平披露，震后兩個月，都江堰僅1/10人口住進過渡板房，17萬人混居帳篷，時值盛夏，篷內高達40攝氏度，一些群眾扛不住。

　　為此，政府不惜一切代價“決戰八一”，儲備的幾千畝地全部用來建板房，終于在7月30日前建成板房99797間，解決了“帳篷危機”。

　　然而，板房畢竟只是過渡安置。由于板房安置已幾乎用盡儲備用地，為了建造永久性安置點，政府不得不另拆幾千畝地，為此中央緊急投放特殊土地指標。

　　此外，國土部門的耕地政策，也及時調整。

　　據了解，地震導致重災區耕地滅失17.76萬畝，占震前耕地總數的1.15%。震后汶川、理縣、北川縣耕地的下降幅度分別為20.01%、12.66%、12.00%。為免上千萬農民淪為流民，震后30天，國土資源部緊急出臺“119號文件”，同意四川“啟動用地審批綠色通道，實行特殊供地政策”。

　　隨后國務院出臺《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規定免收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和土地出讓收入，實行劃撥供地、降低地價等特殊政策。

　　在這些政策背景下，此前被認為超前的土地改革試點，也因此加速度推進。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很欣慰，他呼吁多年的“以確權為核心”的集體土地改革試點在四川獲得轉機。

　　所謂集體用地確權，就是把土地轉讓權還給農民，逐步實現城鄉土地“同地同權，同地同價”。獲得資產處分權的農民，從而有了分享城市化進程的權利，進而配合村莊自治，最終形成農民主動性參與經濟的內生力量。

　　“土地確權，讓農民成為高價值生產資料供應方，產生了一個意料不到的跨域連鎖。”蕭少秋說。

　　都江堰市鶴鳴村村長余躍也表示，“農民最值錢的財產，就是土地”。而在當時情況下，政府不可能無所不包，要恢復數千萬災民的正常生活，只有自救一條路，而農民自救別無他圖，唯一手段就是通過確權，讓土地值錢，給農民與市場合作的機會，從而解決自己的生活、工作問題。

　　而由于農村土地盤活后，加之放寬的金融信貸政策，使得省際對口支援工程，也插上了翅膀。相關省市自發啟動“結對子”的長效合作機制，設立了產業集聚區災后恢復重建基金，合作新建了一批省際災區產業園區，在當地打造了產業集群和專業生產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