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3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宣布，美國政府將推遲公布原定于4月15日發布的一份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對象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情況報告。至此，自從去年底開始的美國國內向人民幣施加升值壓力的一系列舉動終于出現了一個“拐點”。

　　回顧近一個時期以來，在中國經濟率先擺脫金融危機的陰影，2009年實現8．7％增長佳績的同時，美國經濟的表現卻乏善可陳。目前美國失業率仍在10％左右，為美國近2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今年2月份，美國財政赤字達到2210億美元，創單月最高記錄，同比上升14％，連續第17個月入不敷出。許多美國民眾對奧巴馬政府的不滿情緒上升。于是，一批美國政客把匯率與貿易問題“政治化”，企圖借助國際問題來轉移國內的矛盾，擺脫政治上的被動局面。這樣的事例在中美之間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雖然人民幣匯率問題又一次被美國人拎出來“說事”，但這卻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反復凸現充分表明這是一個既事關中國經濟發展，又關乎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重大攸關問題，也的確是我國必須認真對待、妥善處理的問題。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與各國增長的事例看，一國匯率的變化與經濟發展規模、國民收入的增長、通貨膨脹率、對外貿易狀況以及外匯儲備水平等因素均密切相關。不少發達國家，如日本、德國、韓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都先后經歷了貨幣的升值。貨幣升值意味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老百姓財富的增加。從我國的情況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經濟規模已名列世界第三，今年十分有望超過日本位居第二，加之我國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外匯儲備不斷增長。

　　因此，人民幣升值有著其內在、客觀的動因。實際上，自2005年7月，我國再次啟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日益增強，匯率逐漸接近均衡水平。2005年—2008年，人民幣對美元已累計升值21．1％，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宏觀微觀和內外部環境均發生顯著變化。在這種背景下，我國主動放緩匯率改革進程，重新保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穩定。這樣的相機抉擇既有利于降低外部沖擊給中國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同時也為防止貨幣競爭性貶值、緩解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前，在我國經濟增長勢頭良好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應當重新進入議事日程。應該說，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逐步走高既是一種客觀趨勢，也已形成普遍共識。從去年開始，國內外研究機構就紛紛預測2010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升至6．7水平。因此，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我方也應當拋棄“政治化”的思維模式，切忌從單純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認定凡是美國人堅持的，我們就不做。目前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實現平穩的升值。在這一點上，我方要本著“以我為主”的原則，充分考慮我國的政治、經濟利益及國際關系中的各種因素，吸取當年日本在升值問題上的教訓，制定出一個循序漸進的、有靈活性的人民幣升值“路線圖”，排除外界干擾而有條不紊地予以執行，其中，人民幣升值要與我國經濟發展的以下方面相銜接，一并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