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潤的排行榜上看，中國財富逐漸年輕化了，逐漸向年輕人轉移了。這其中有一部分是因為擁有者生在一個好的家庭，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創業。

　　分析這個富裕階層，我們就會發現傳統產業的財富開始向互聯網、能源和地產轉移。而這三個產業相同之處就是占據了強勢的資源，包括土地、礦山和人才。很顯然，土地和礦山的斗爭多少滲透著血淋淋的東西，很激烈;而人才卻大多是依靠文化和思想團結的，這個斗爭滲透的是和為貴的價值。

　　中國人說“富不過三代”，原因就是等到了第三代的時候就缺乏了斗爭的精神，就缺乏了野性。中國人還說“三代出貴族”，原因就是等到了第三代的時候才真正能夠深入文化和思想，才能夠真正達到某種境界。兩個“三代”，給了我們兩個信息。我們到底是要斗爭、要野性，還是要和為貴、要貴族?這個問題是很多企業家內心深處十分矛盾和痛苦的問題，很多人無法選擇。

　　在中國，傳統對職業有“三教九流”之說。讓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在三教九流中，知識分子居然排在妓女的后面。三教九流應該是知識分子創立的學說，可是自己卻將自己排在妓女的后面，是自嘲?還是自己太清楚自己了?我無法考證。更讓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商人和士兵居然在三教九流中都沒有。如果在文革的時候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那么就可以說商人和士兵是“不入流”。

　　我相信在這里知識分子絕對不是清高，而是認識到了職業和社會的本質。商人和士兵往往和財富、地位相連，容易造成斗爭，甚至是血腥的斗爭。而知識分子往往也會因為進言而造成大的斗爭。從遠處講，呂不韋的商人謀國、李斯的苛政猛于虎、趙高的叛亂都是典型的例子。

　　商人的利益驅動和士兵的殺傷力往往都是以流血為斗爭形式的，知識分子不希望這個世界有這兩個職業。而知識分子的重名往往也會給民族和社會帶來苦難，比如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湯敏為了增加內需給國務院提議擴招，讓老百姓把錢花出來。這個“擴招”最后演化成了今天的“教育產業化”，這就給中國造成了很大的災難，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彌補才能醫治好這個創傷。因為在產業化面前，中國的教育是利益教育，而不是德的教育和發展的教育。所以知識分子將自己定位在妓女的后面，就是時刻告誡自己，多靠力氣吃飯，多想想前八種人的生活艱難。

　　在今天的中國，商人已經走上了所有流派的最前沿，可以說我們已經離開了商人就無法生活了。如果以前說商人“不入流”的話，那么今天的商人已經是“主流”了。商人依靠自己的努力，經過了幾千年的斗爭，最后站在了主流，并且名正言順，可謂可喜可賀、可謂悲愴。

　　現階段中國有太多的企業不崇尚人本思想，而崇尚動物的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