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泰羅及其同道在科學管理時代的思想意義，本刊在過去的相關欄目中已經(jīng)有比較詳盡的介紹，這里不再贅述。雷恩的著作在這方面值得稱道的是，他寫出了泰羅他們的思想場景，寫出了科學管理得以產(chǎn)生發(fā)展的時代因素和社會因素。對于泰羅本人，雷恩不僅全面介紹了從工時研究到職能工長的管理研究，而且對泰羅本人的性格和為人有著栩栩如生的描述。尤其是在國會關于沃特敦兵工廠罷工案的聽證會上泰羅的表現(xiàn)，雷恩大段引用了聽證記錄，引用了著名記者、評論人和大眾媒體對泰羅的評價，以這種方式說明泰羅的人品與性格。他借用揭發(fā)美孚丑聞的塔貝爾（Ida M. Tarbell）的話說：“在這個國家，最堂堂正正的人就是泰羅先生，他心甘情愿地承受著工會領導、國會議員以及調(diào)查人員出于誤解、懷疑或者惡意的各種詰問和誘迫。”類似的場景描寫，不是虛構的小說家言，而是有著充分史料、多重證據(jù)的情境還原，能夠使讀者對泰羅的思想產(chǎn)生感同身受的認知，即產(chǎn)生歷史學所強調(diào)的“同情的理解”和“了解的同情”。

　　當然，作為學術思想，如果僅僅有“同情的理解”，就有可能產(chǎn)生過分溢美。所以，雷恩對泰羅的評價，立足于這種理解但不限于這種理解。作為一個史學家，雷恩擅長于質(zhì)疑和追問。例如，關于泰羅在宣傳科學管理中多次講述的“搬運生鐵”案例，雷恩就進行了史學的爬梳和考證。他最少引用了6位研究者的不同研究結論，而且轉引了大量檔案資料，從不同角度還原這一案例。根據(jù)雷恩的還原，搬運生鐵案例中的“施密特”真名叫做亨利·諾爾，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人共同進行實驗，相關案例的記載并不完全準確，從事這項研究的是吉萊斯皮（James Gillespie）和沃利（Hartley C. Wolle）。盡管吉萊斯皮是工時研究的行家，但在搬運生鐵中，他們二人的研究并不像后來說的那樣細致，而是選取了10名最優(yōu)秀的工人采用以最快速度突擊的做法，尋找工作定額的極限。第一天工人搬運了75噸（原來每天搬運12.5噸），但確實累得筋疲力盡。于是，兩位研究者留出休息和耽誤時間，把定額確定為每天40噸。后來廣為流傳的搬運生鐵案例，其中有很多說法不一致，所以，這是一個“經(jīng)過加工潤色的案例”。而這個案例的廣泛傳播，用意不在于精確、科學地介紹實驗本身，而在于說明科學管理的潛在效益。換句話說，“施密特的傳說”不是精確的搬運生鐵案例分析，而是為了喚起公眾對科學管理的興趣。雷恩恰如其分地指出：“泰羅的《科學管理原理》中更多的是鼓吹而不是事實，所以它在思想上的革命性更勝于它的科學性。”正如埃默森在東部鐵路運費的聽證會上所做的著名證言那樣，埃默森聲稱：只要鐵路公司應用科學管理，就可以每天節(jié)約100萬美元，根本不需要提高運費。雷恩考證的結論是：埃默森的證言忽略了鐵路公司的差異，缺乏精確性，還有“裝樣子”的嫌疑，其目的是制造轟動效應。然而，正是埃默森的說法，引起了大眾和媒體對科學管理的關注。這一點，在后人評價泰羅制時值得深思。許多人在評論泰羅制時都把精力過多地放在它的技術層面，強調(diào)它的科學性，而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它的“思想革命”，雷恩對此有所矯正。

　　即便是泰羅影響最大的《科學管理原理》一書，也不是泰羅一個人完成的，而是同庫克（Morris L. Cooke）合著的。1978年，雷吉（Charles D. Wrege）和斯多卡（Anne M. Stotka）在《管理學會評論》（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發(fā)表文章《庫克創(chuàng)造了經(jīng)典：泰羅的〈科學管理原理〉背后的故事》（Cooke Creates a Classic: The Story Behind F. W. Taylor's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尖銳地指出，這本經(jīng)典名著是庫克撰寫的，泰羅“在別人的著作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對這么嚴峻的指控，雷恩并不是簡單地引用雷吉和斯多卡的結論，也不是因襲舊說而無視新的研究進展，而是在他的著作修訂版中以史學家的嚴謹做了詳細的考證。根據(jù)相關的資料，可以確定，《科學管理原理》一書的最初構想，源于泰羅1907年7月4日做的一次演講（波士里講話），庫克拿到由速記員記錄的演講稿，告訴泰羅，他打算以這篇講話為基礎，擴展寫一本書介紹泰羅制，初擬書名為《工業(yè)管理》，但這個書稿后來并沒有由庫克自己署名出版，而是變?yōu)椤犊茖W管理原理》的初稿。在寫這本書時，庫克同泰羅有通信交流，把原來62頁的泰羅演講記錄改寫為31頁，增加了43頁來自其他資料的內(nèi)容。在庫克的手稿中，有這樣的記載：“這一章（第二章）大部分都是泰羅先生在復述他在發(fā)展科學管理時的個人經(jīng)歷，因此，這就像他親自所著一樣。”庫克告訴泰羅，他愿意放棄《工業(yè)管理》一書的收益；而泰羅的回答是，《科學管理原理》的所有版稅都交給庫克。根據(jù)出版這本書的哈珀兄弟出版社的檔案記錄，從1911年7月該書出版到1913年底，出版社共付給庫克版稅3207.05美元（當時庫克作為泰羅的學生，每年通過泰羅得到的咨詢收益約為5萬美元）。參照這些資料，雷恩斷定，在《科學管理原理》一書的版權上，庫克與泰羅是合作性質(zhì)，版稅給庫克是二人的約定。這樣的考證，使人們對這本經(jīng)典的來龍去脈能夠得到更準確的了解。

　　科學管理時代的一大特色是群星燦爛，為科學管理做出重大貢獻的人物數(shù)不勝數(shù)，幾乎每個人都有著或者奇特、或者生動的故事。雷恩不僅寫出了造就這一群體的社會背景和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而且寫出了這一群體的人際交往和相互關系，尤其是對相關人員的個人性格、工作特點、研究偏好及其學術貢獻，都有不同程度的揭示。在雷恩的筆下，卡爾·巴思的正統(tǒng)，他近乎崇拜式的“拒絕對泰羅的規(guī)則做任何修改”，使他對泰羅的理解最徹底，同時也限制了他在管理思想上超越泰羅的可能。而長期同泰羅合作的甘特，二人的共同興趣以及各自對對方的敬佩，同時又在觀念上和方法上的分歧沖突，使他們的合作取得了突出的學術進展，也使甘特能夠偏離泰羅的方法傾向而把研究的重點轉移到人性和社會問題上，最后轉向政治和經(jīng)濟改革研究。

　　雷恩用筆墨較多的，是吉爾布雷斯夫婦與泰羅的關系研究。作為在建筑行業(yè)獨立發(fā)展起一套科學管理方法的弗蘭克·吉爾布雷斯和研究管理心理學的妻子莉蓮·吉爾布雷斯，在動作研究上占據(jù)了領先地位。這一研究的目的，同泰羅主持的工時研究不謀而合。但是，在這一研究的方法上，兩人產(chǎn)生了嚴重分歧。兩人一位強調(diào)動作，一位強調(diào)工時。吉爾布雷斯認為，動作研究的本質(zhì)是尋找最合理的工作方法及其方法組合，而泰羅則認為，工時研究必須以動作時間為基準，離開時間研究動作就沒有意義。吉爾布雷斯為此發(fā)明了專用的攝影設備，而泰羅則把秒表運用得出神入化。為了使泰羅能夠接受自己的想法，吉爾布雷斯把自己發(fā)明的可以從三個不同維度測量動作的設備作為禮物贈送給泰羅，而泰羅拒絕了這一禮物。但是，兩人的共同理想抑制了他們的分歧，泰羅在《科學管理原理》中用了很大篇幅介紹吉爾布雷斯的砌磚動作研究，并委派吉爾布雷斯在相關會議上講述泰羅制；吉爾布雷斯也對泰羅的研究高度肯定并廣為宣傳，寫了《科學管理入門》，并成為科學管理促進會的發(fā)起人（泰羅去世后，這個組織改名為泰羅協(xié)會）。但是，兩人后來的關系，因為一名與吉爾布雷斯一道為德國一個公司提供咨詢的合作者因素開始變化，因為這名合作者的提議，泰羅派哈撒韋替換了吉爾布雷斯。從此，吉爾布雷斯開始遠離泰羅。1921年，吉爾布雷斯在《泰羅協(xié)會公報》上發(fā)表文章，批評泰羅的追隨者巴思等人，指責他們繼續(xù)倡導工時研究是為了推銷測時工具和圖書，認為工時研究并不精確科學，而動作研究才是正確的方法。由此，吉爾布雷斯同泰羅追隨者的裂痕越來越大，形成派系之爭。到弗蘭克去世后，1928年，莉蓮·吉爾布雷斯專門寫了《工時研究與動作研究的關系》（The Relations of Time and Motion Study）一文，說明二者的互補性和一致性，彌補了兩位已逝者的裂痕，消解了兩派追隨者的分歧。這種考證敘述，在有些學者看來可能覺得無關緊要，但是正是這樣的細節(jié)追究，才能使后人弄清楚管理思想發(fā)展過程中的演變因素。

　　在科學管理時代這一部分，雷恩還專章介紹評論了兩位重量級的思想家法約爾和韋伯。本刊曾經(jīng)對這兩位大師有過專門介紹，但原來對法約爾的介紹不夠全面，而且雷恩在《管理思想史》新版中也對此進行了修改，所以有必要在這里對法約爾的思想略作評述。

　　法約爾作為一名由地質(zhì)工程師起步的管理學家，在法國的科芒特里－福尚堡礦業(yè)公司（The Company Commentry-Fourchambault）一直從事高層管理工作，擔任了30年總經(jīng)理職務。他出任總經(jīng)理時，公司財務已極度困難，自1885年起就沒有分發(fā)紅利，在福尚堡（Fourchambault）和蒙呂松（Montlucon）的鋼鐵廠出現(xiàn)虧損，在科芒特里和蒙特維克的煤礦已經(jīng)枯竭，公司總體瀕臨破產(chǎn)邊緣。在這種情況下，法約爾憑借自己的經(jīng)驗和膽識，開始對公司經(jīng)營進行全盤改革。他調(diào)整公司的產(chǎn)能布局，關閉并出售了福尚堡的鋼鐵廠，保留了蒙呂松的高爐，在因瓦合金（一種鐵鎳合金，以近于零膨脹系數(shù)而形成特殊用途，主要用于制造鐘表游絲和測量工具，因法文Invar得名）上取得了技術領先地位。針對科芒特里煤源的枯竭，他主持購進了布雷薩卡礦井和德卡斯維爾（Decazeville）礦井，很快就扭轉了局勢。到1900年，原來陰霾密布的公司綻露出明媚的陽光。按照雷恩的說法，法約爾是最早用并購方式擴展公司能力、重新進行戰(zhàn)略定位、并以特種鋼取得競爭優(yōu)勢的戰(zhàn)略管理先驅。科芒堡德公司在法約爾的主持下，終于重新步入興旺發(fā)達的境界。到20世紀初，這個公司已經(jīng)是法國財力最雄厚的公司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這個公司為法國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后來，這個公司成為法國中部最大的采礦和冶金聯(lián)合公司—克勒佐－盧瓦爾公司（Creusot-Loire）的一個組成部分。

　　雷恩在介紹法約爾時強調(diào)，在一個人活著的時候，歷史很難對他的貢獻做出全面的估量，他們的墓志銘往往太過草率和粗淺，以至于后來的歲月里人們要不斷補充對他們的欣賞和欽佩。法約爾就是這樣一位為管理學作出了不可磨滅貢獻的偉人，他的貢獻直到他逝世幾十年之后才得到全面的評價。法約爾的基本思想，立足于管理知識的系統(tǒng)性。他認為，可以從回答管理是什么和管理者應該怎么做這兩個問題入手，構建一個全面的知識體系。對前者的回答，使他提出了五大管理要素；對后者的回答，使他提出了十四條管理原則。法約爾對五種管理要素的總結和概括，形成了此后管理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后來的眾多管理學家，孜孜不倦地探討管理學的理論框架，法約爾框架始終是引導學界的主流。盡管用語在不斷變化，法約爾提出的偏重于客觀描述的“要素”一詞和偏重于主觀判斷的“原則”一詞，也逐漸被更側重于管理行為的“職能”一詞所取代，但是，法約爾的基本思想不但沒有被放棄，而且被發(fā)揚光大。可以說，法約爾的基本思想經(jīng)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如果說，法約爾的五要素說是一種體系化的構建，那么，法約爾的十四條原則，就滲透著他從切身經(jīng)驗提煉出來的管理洞見。這十四條原則，沒有從事過管理實踐的人可能會覺得平淡無奇，但經(jīng)過實踐磕碰的經(jīng)理人員，卻有可能覺得相見恨晚。沒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功夫，是總結不出這十四條原則的。比如，法約爾關于權力與責任之間孿生關系的論述，關于承擔責任的制度安排與道德約束之間微妙關系的感悟，充分表現(xiàn)出一位飽經(jīng)風霜的“過來人”的親身體驗。在論及“秩序”時，他對形式上的秩序和實質(zhì)上的秩序區(qū)分之強調(diào)，所針對的正是最常見的現(xiàn)實偏差。即便是后來人們爭議極大的命令統(tǒng)一原則，也充滿著來自實踐的真知。賦予法約爾理論生命力的，就是他特有的問題意識。盡管他的理論構架存在缺陷，后人也指出了其理論的不完整和不全面，但是，他的全部理論，都鮮明地突出了問題指向。他渴望的是對管理實踐的改善和發(fā)展，而并不追求在學術領域揚名。也許，這可以解釋他為什么孜孜不倦地進行管理知識的普及和推廣，卻一直未能完成計劃中要寫出來的后續(xù)書稿。在法約爾之后，沿著他開辟的道路不斷深化的學者比比皆是，形成了管理學領域的主流學派—管理過程學派，而且這一學派至今保留著以經(jīng)驗科學為基礎進行學科建構的特色。

　　在科學管理的作用與影響方面，雷恩引用了大量數(shù)據(jù)，令人信服地說明了科學管理對美國經(jīng)濟的推進作用。根據(jù)雷恩的論證，美國在科學管理時期，經(jīng)濟總量猛增，工人的工資翻番，勞動時間在不斷減少，工會的作用、工人的福利以及早期的人事管理，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fā)展。尤其是在科學管理的國際傳播方面，雷恩詳盡論證了科學管理在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的推廣情況，特別是蘇維埃俄國對泰羅制的學習和應用，充分反映了泰羅制與計劃經(jīng)濟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