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幾年的社會矛盾和沖突中，征地、拆遷、農民工工資拖欠、勞工權益，往往是主要的原因。而這些矛盾和沖突基本都是因利益的問題而引起的，或者說是利益沖突與利益矛盾。大約5年前，我也曾經提出過一個基本的判斷：中國進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時代。這是我們理解上述社會沖突和社會矛盾的基本背景。現在我們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所謂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利益矛盾。而現在我們將其作為群體性事件加以防范和處理的，有相當一部分也是利益博弈。

　　當我們將這些利益博弈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時候，正常的利益博弈中斷了，能夠及早暴露社會問題的機制被消滅了，結果是問題的進一步嚴重化。必須看到，準確定位沖突的性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多少年來，我們往往將這樣的沖突與矛盾人為地政治化或意識形態化。當前我們社會中許多沖突的內容本身是很簡單的，就是利益的問題，不存在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因素。在利益時代，利益矛盾、利益沖突、利益博弈是利益時代中的正常現象；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社會矛盾和沖突將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基于利益的沖突是理性的沖突，是可以用談判、妥協、討價還價的方式解決的，演變成足以造成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因素是很少的。因此，我們的任務不是要消滅這種現象，而是要為這種現象的發生設立規則，要為這種問題的解決提供制度化的方法。好的制度不是消滅沖突，而是能夠容納沖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決沖突。

　　總之，在關于穩定的問題上，我們需要有一個新的思維。我們要準確地判斷中國發生的這些矛盾和沖突的性質，準確地判斷社會發生大的危機的可能性。在這個前提下，增強我們的自信心，一方面形成柔性處理社會矛盾的方式，形成體制對于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容納能力，形成解決矛盾和沖突的制度化手段。另一方面，不能用這些沖突和矛盾來嚇唬自己，而是應該用充分的自信來面對這個社會，面對這個時代，包括適時地推動一些關鍵環節的改革，而不是用舊的思維來延誤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