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社會共治被充分強調是迫切需要的，在福喜事件中，無論下游企業是否知情，他們都有義務采用安全的原料生產食品，因此，消費者“用腳投票”的市場選擇，必然使下游企業對供貨商的食品安全形成強大的倒逼，這有利于食品安全秩序的形成。同時，民眾的執法參與、法律訴訟，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功能的發揮等，也是社會共治的重要路徑。

    食品領域的民眾維權、公益訴訟，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違法者的違法成本，促使經營者自律；而消費者組織、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在法律實施中也具有獨特功能。政府應從更廣的視野去看待這些力量，對他們給予充分的支持和更大的生存空間。民眾的執法參與，可以增加執法機構的執法能力，政府有必要合理引導，發揮其積極作用。

    例如，近年來，全國絕大多數地方出臺了專門針對食品領域的有獎舉報制度，對食品安全法律的實施起到了較為積極的作用，但也要看到，這些制度在獎金設定、保密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問題，影響了制度應有功能的發揮。在這次事件中，福喜方面承認違法行為已經存在數年。這種長期的生產加工食品的行為必然會涉及很多人，通過有獎舉報制度，本應能爭取到這些人對違法事實的舉報。因此，通過這一事件，也應促使我們對有獎舉報制度進行完善，摒棄立法過程中過度重視執法部門單方需求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