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二，搜狐財經邀請北京部分農業(yè)和國土問題專家舉行了讀書會，解讀茅于軾和趙農博士的研究成果。

　　茅于軾表示，他的“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課題組經過一年研究，通過數(shù)據(jù)分析得出四個基本結論。一，盡管30年來耕地面積和播種面積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改革、技術進步，糧食產量獲得了穩(wěn)定增長，這表明糧食產量與耕地面積不存在一一對應關系；二，中國糧食缺口通過庫存調節(jié)、農業(yè)投入和國際貿易等方式實現(xiàn)彌補，這表明在市場機制下中國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三，中國耕地政策集中體現(xiàn)在“18億畝耕地紅線”上，其實質屬于計劃經濟配置土地手段，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四，以糧食安全為由設立耕地紅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經驗數(shù)據(jù)上，均被證明不成立。

　　茅于軾的結論是，保證糧食安全不靠“耕地紅線”，要靠市場制度，通過庫存和貿易，可以彌補缺口，維持動態(tài)平衡。

　　以經濟學角度看，茅于軾和趙農博士的研究成果具有現(xiàn)實意義，向我們提供了市場化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思路，也對耕地紅線問題提出了反對意見。不過，其理論分析恐怕應該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個是全球自由貿易，一個是國內工業(yè)化過程是理性選擇。

　　遺憾的是，經濟學理論往往并不能準確描述現(xiàn)實世界的運行軌跡，而政治家考慮問題更加現(xiàn)實。據(jù)參會的原國家土地局規(guī)劃司副司長鄭振源回憶，最初國家土地局建議的是設立17.6億畝耕地保護紅線，討論時被溫家寶總理改為18億畝。由此可見，溫家寶總理對保護耕地問題留有更多余地。這一方面源于對糧食安全的擔憂，另一方面也是害怕地方政府肆意開發(fā)可耕地來招商引資和建設住宅。

　　這說明中國政府對于糧食國際貿易理解不同，不認為簡單的糧食進口可以彌補庫存和消費，而是擔心西方國家可能利用糧食貿易來影響中國經濟和政治。即便糧食出口國不實行禁運，其通過技術性減產就可以達到抬高國際市場糧價，進而影響中國國內需求和價格的目的。所以，以政治家的思維，不想在糧食問題上受制于人。這多少與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國際復雜外交關系相關聯(lián)。

　　茅于軾和趙農的結論需要繼續(xù)探討。其一，制度和技術往往在長期條件下影響糧食生產，而饑荒和戰(zhàn)爭等糧食沖擊往往是短期因素，因此，糧食安全問題既要看到長期因素，也要關注短期因素。其二，比起耕地面積，播種面積對糧食產量影響更為直接。然而，由于糧價較低，而土地價格和勞動價格不斷提高，農民為了實現(xiàn)利潤最大化，可能放棄種糧食，而選擇去城市打工。如何通過市場制度保障播種面積和糧食產量，這是糧食安全的重要內容。

　　其三，耕地紅線對阻礙中國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的結論或許夸大。實際情況是，地方政府為增加GDP總量，通過無償或以極低價格提供工業(yè)用地來招商引資，這導致土地資源，特別是耕地大量浪費。同時，地方政府通過“饑餓營銷”來控制土地拍賣，進而抬高住宅用地價格。因此，不能簡單認為耕地紅線阻礙了工業(yè)化和城市化。

　　可以肯定，利用市場制度保障糧食安全的結論是可取的，通過保證庫存和國際貿易，可以實現(xiàn)中國在一般條件下的糧食安全。但18億畝紅線問題，或許更多與保護土地資源有關，不單單與糧食安全掛鉤。實際上。無論是工業(yè)化進程和住房價格，都與耕地保護無關，其更多體現(xiàn)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導致的權力操控市場問題。與其說中國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受到阻礙，倒不如說，中國盲目追求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導致土地資源沒有合理利用，并造成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同時推動了房地產泡沫。從這個角度看，在中國現(xiàn)有政治框架下，耕地紅線可以起到抑制重復建設和房地產泡沫的作用。

　　在土地供應政府壟斷條件下，必然造成一方面工業(yè)用地大量浪費，一方面開發(fā)用地人為緊張。要解決問題，需要推動要素定價市場化改革和政治改革，制度比政策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