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潛藏式領導力優(yōu)化之前，我們首先有必要來分析一下領導的本質。

　　第一種：根據(jù)《管理學基礎》中的解釋：領導是在一定的社會組織和群體內，為實現(xiàn)組織預定目標，領導者運用其法定權力和自身影響力影響被領導者的行為，并將其導向組織目標的過程。

　　第二種：根據(jù)中國企業(yè)領導力和黨政干部領導力訓練專家唐淵先生在《領導新法》中的解釋：領導就是領導者進行領導活動，率領著一群人去達到目標。

　　以上兩種解釋中，不管第一種還是第二種，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領導者如何帶領或影響被領導對象，達成預定的目標。

　　下面，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即：如何帶領導?通過什么途徑帶領?為達成什么樣的結果?

　　目前，世界上，提升組織領導力的無非兩種：一種是法制，一種是德治。

　　提倡法制，是每個企業(yè)組織都極力推崇的一種直接的、客觀的、可操作性的一種治理手段。法制體系下的領導力優(yōu)化，既包括對上層領導的權責約束，也包括對中層領導及基層員工的權責約束。

　　實行法制化的企業(yè)組織有幾下好處：

　　第一，有利于營造公平競爭的環(huán)境。在既定的組織規(guī)則面前，誰也無法有特殊的權力，“法律”面前人人均等。

　　第二，有利于團隊的優(yōu)勝劣汰。由于在同一個游戲規(guī)則，一個人能力差，就只能讓位于能力強，無偏袒，然后造成優(yōu)勝劣汰的效果。

　　第三，有利于提升企業(yè)競爭力。由于內部有公平競爭的環(huán)境，因此，能者就能得到重用，弱者就只能小用或不用，從而有利于企業(yè)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第四，有利于規(guī)避組織領導力風險。在組織游戲規(guī)則下，任何領導行為，都受到權力的制衡，對于領導風險的規(guī)避有很大幫忙。

　　但實行法制化的企業(yè)組織，也會導致一系列的后果：

　　第一，組織是否具備完全法制化的條件。如果沒有完全具備法制化的條件，而硬要說自己是法律化組織，那只是一種自欺欺人，是一種掩耳盜鈴的把戲，最終非法律化的面目被揭開后，一定會是鮮血淋瀝的。

　　第二，組織成員的人情冷淡，“志同，道不同”。實行法律化企業(yè)組織，雖然組織成員間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但因為企業(yè)的本質是以“能力、實力定成敗”，因此，成員之間的關系只是一種利益共同體，而不是一種命運共同體。他們目標相同，但價值取向不盡相同，心與心不會融合在一起。

　　第三，組織成員忠誠度有待提升。實行法法律化企業(yè)組織，雖然在規(guī)范組織成員和規(guī)避領導力和成員行為風險有很大幫忙，但是由于把他們凝聚在一起的是利益關系，因此，只要有其他公司更好的環(huán)境或更好的待遇，組織成員就會馬上卷鋪蓋走了，他們以“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為座右銘，忠誠度可想而知。
　　法制化只是實現(xiàn)企業(yè)組織優(yōu)化的一種形式，最根本的還是在于人的管理。

　　例如，美國是一個高度法律化，講求三權分立的國家。但即使在這種政治環(huán)境下，美國仍然出現(xiàn)各種問題。在企業(yè)界，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2001年美國安然公司破產事件了。

　　在安然破產事件，最突出的問題是，暴露了外部審計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做假帳的行為。這時，有人就要問了：“美國審計制度，不是世界上最健全的制度嗎?怎么還會有做假帳的行為呢?”其實這個問題不難理解，歸根結底還是在于“人”的問題。

　　正如一位專家對此評價說：“安然事件充分暴露了人的劣根性，即貪欲!只要有貪欲，不管法律如何健全，都無非避免組織的風險。因為10萬美元收買不了你，那100萬美元、1000萬美元或5000萬美元呢?!”

　　因此，除了法制化的規(guī)范，最終還是回歸到了“人性”的管理上來，即要對組織的成員講求“德治”，“德治”與“法制”兩者結合，才能更大范圍內規(guī)避組織和領導行為的風險。

　　對中國來說，由于在長期封建主義的忠孝思想的熏陶，人治有時候大于法治的社會現(xiàn)實，那就更需要提升領導者的“德”的修養(yǎng)，以規(guī)避領導力風險。

　　為此，我認為，在中國式領導力優(yōu)化上，務必從以下四點，正面認識。

　　第一，領導也是凡夫俗子，是凡夫俗子，就要正視其本能性。

　　領導是凡夫俗子，是凡夫俗子就有其凡夫俗子的原始本性，如欲望、吃住、偽裝等本能。而偽裝，就是一種潛藏。

　　在領導力優(yōu)化上，我們不能想象，一個不善于潛藏或者這樣描述，一個不善于偽裝的領導，他如果要提升自己的影響力，該從哪里著手。

　　在中國式領導中，雖然雖然仁人志士和明君賢將都說自己有多么賢良，多么開明，沒有私欲，大公無私，但總結中國上下五千年，上至堯舜、唐宗宋祖，下至黎明百姓陳勝吳廣，哪一個沒有鮮明的動物本能呢?

　　因此，否則了自己的動物本能，就是對自己現(xiàn)實處境的背叛。

　　只是在同等動物本能的條件下，有的人懂得克制自己，然后成了圣人、賢人、君子;有人的放縱欲望，驕奢淫逸，以至成了暴君奸佞，卑鄙小人。

　　而這種克制本能，說到底，就是一種潛藏式的人生智慧。

　　第二，領導也有欲望，有欲望就要正視。

　　領導是凡夫俗子，因此有欲望是人之常情。同時，有欲望就要去正視，而不能忽視它，這才符合自然規(guī)律的“道”。

　　正因為有欲望，所以作為一個領導，首先就要有這么一個意識，為自己設定一個承受、承擔欲望的底限。然后，在這個欲望底限之上，進行安身、立命與處世。
　　在中國式領導優(yōu)化上，為什么很多領導沒有“優(yōu)化”，除了環(huán)境的因素，更重要的還在于自身沒有好好地正視自己的欲望，沒有一個正確認為欲望的人生觀、價值觀。

　　中國式領導優(yōu)化被弱化的往往有兩個原因：一是受環(huán)境的影響;二是自身價值觀混亂。

　　第一種原因是因為看到別人或別人的驅使、誘引，然后令自己的欲望膨脹;第一種原因是因為自己根本沒有一種健康的價值觀，認為欲望本就是一種天性，享樂本是一種生活，追求感官享受與追求。

　　因此，只有正視自己的欲望，才能有一個良好的價值觀，自己的領導力才能得到優(yōu)化。

　　第三，領導的“仁”在于修煉。

　　孔子認為，“仁”就是一種惻隱之心。而什么叫惻隱之心呢?就是看到別人的痛苦，自己內心里也會有悲傷的憐憫之心。其實，這種憐憫之心，是作為一個人，最起碼的為人底限。一個人如果對于別人的痛苦已經到了麻木不仁、漠不關心、任之且之的地步的話，那說明，這個人已經到了自私、冷血的地步了。

　　因此，做為一個領導者，要優(yōu)化自己的領導力，就必須從最基本的“仁”修煉起。一個領導者，如果沒有“仁之心”，就不可能帶領一個團隊，更不能令這個團隊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戰(zhàn)斗力，只會成為一團散沙。

　　商紂王為什么會被周武王打敗，難道是周武王財力、軍事實力更強大么?難道是周武王法律、典章制度更健全么?不是!只是因為商紂王的昏庸無道、眾叛親離，已經散失了領導整個諸侯國的能力。

　　紅軍長征中，難道是毛澤東的軍事實力比蔣介石更強大么?也不是。只因為紅軍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更符合當時廣大農民的需求，更符合時代的發(fā)展。正如被蔣介石調到江西圍剿紅軍的張學良說過這么一句話，大概意思是：紅軍要槍沒槍，要炮沒炮，缺吃少穿，穿的大都是打著補丁的衣服，而我們國民軍呢，有槍有炮還有飛機，還有軍餉命，但為什么總是無法打敗這群形同叫化子一樣的農民隊伍呢!

　　對比毛澤東和蔣介石的領導方式，其實就很好理解了。毛澤東帶兵，靠的是“德”治，爭取的是民心，靠的是“道”;而蔣介石帶兵，靠的是“權謀”，靠的是“術”。

　　第四，修煉成“君子”還是“小人”是個體人性選擇。

　　既然領導力的優(yōu)化要靠修煉，但修煉就一定能成“仁”嗎?不一定!

　　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意思是說，克制自己的欲望、本能，尊禮重道，是一種仁德，只要每個人去修煉禮義廉恥之禮，尊禮重道，那天下就會是一個仁義之邦，禮義之國。

　　但問題是，修煉這種尊禮重道、禮義廉恥之德，該怎么做呢?靠什么去做呢?孔子提出了一個方案，即要“為人由己，其由人哉?”意思就是說在達到修煉成正果的目的，靠的是自己，而不能靠別人。

　　這里，我要特別指出，為什么孔子只說是“為人由己”，而不說“為仁由己”。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修煉成什么樣的結果，只有靠這個“人”自己本身去選擇。

　　而這種選擇，無非是兩個方向：一，修煉成君子;二，修煉成小人。

　　而正是這種選擇，造就了很多人雖然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實就是一個奸佞小人，如《水滸傳》里的高俅、童貫等，在自身利益損害時，不惜犧牲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致百姓于之水火不顧。這些人絕對是小人。

　　而有的人雖然剛愎自用，但是卻有一顆正直的心，如秦末農民起義的將領之一的項羽，雖然其行為暴燥，但卻不影響其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正直、可親的對象。

　　老子說：“性相近，人相遠。”人的本性，不管是善還是惡，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只是在成長的過程，在人生歷煉的過程，每個人選擇不一樣，以致有些人成了“君子”，有些人成了“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