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半里，我在全球各地參加了多個公開和閉門的高端會議，最深的感觸是，西方主流國家討論中國問題的風向發生了較大的轉變。中國企業在全球的發展環境趨于惡化，可以說對中國的敵意正在升溫。這種趨勢必須扭轉，否則這種充滿偏見與敵意的國際環境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與中國企業參與世界經濟的重大障礙。

　　國際會議上關于中國的討論主要是中國崛起對西方的影響，對此西方世界憂心忡忡。他們的憂慮集中于三大方面：第一關于意識形態，他們認為中國代表著一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不同可能會對他們穩定成熟的體系構成巨大挑戰。第二是關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是國家主導型的，國有企業在諸多重要行業占有壟斷與主導地位，這種模式和西方企業自由發展模式有著本質的不同。最近幾個行業的“國進民退”現象更加深了他們的顧慮。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后的全球大宗并購中，中國國有企業成了最財大氣粗的買家。西方擔心國企的大規模海外并購行為往往會包含政治、外交等非商業因素。同時，他們認為這種國有企業所代表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商業力量，加上日益強大的中國國家元素，可能會摧毀西方多年來建立的相對公平、公正的投資體系和商業秩序。第三關于軍事方面，他們擔心中國軍費增長太快，在軍事戰略企圖和軍費開支方面又不夠透明。他們將中國最近在周邊外交和領土爭議問題上的強勢“新面目”理解為中國強權外交的開始。

　　意識形態不一樣，經濟發展模式不同，軍事不透明，這三點誤解使國際社會很容易將中國歸入“另類”陣營。過去一年多里，這種對中國新的界定使中國在全球發展的環境急劇惡化。在這種新環境中，中國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矛盾與沖突遠遠超越了簡單的經濟摩擦，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中國企業的發展可能被視為國際秩序中一種不穩定甚至負面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