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以福特、通用等象征工業革命高潮大企業逐漸成為影響美國社會的主流力量，當福特公司創始人福特、通用總裁斯隆等開始成為美國社會呼風喚雨的大人物。這時的美國，以報紙為首的媒介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早在1810年美國就有了376家報紙，到1828年已達到將近900家。這時的美國，哈佛，哥倫比亞等一批“常青藤大學”已走過一兩百年，美國中介服務與監督組織如律師事務所等也已經成為經濟生活的主角之一。

 　　事實上，在美國甚至包括日本在內的整個西方企業家階層并不是社會變革的先驅階層，當企業家階層形成的時候，構成中產階層的主要力量如作家，教師，律師，會計師，公務人員，小業主，記者早已成為社會活動的主角。真正的企業家階層和職業經理人階層其實也就一百多年的歷史。

　　這種格局告訴我們，企業家階層作為現代工業革命的推動者，同時也是市場經濟與法制社會的產物。用大白話說，企業家創造財富，同時，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制度(政府)與法制社會(監督)，那么企業家自己也不會被創造出來，至少不持續。

　　分析西方企業家發展歷程，就會看到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存在著三個平臺的共生與共贏，這就是企業構成的操作平臺，媒介構成的理性平臺，以及大學、研究機構與咨詢公司等構成的思維平臺。這三個平臺頗像政治上的三權分立的作用：既相互獨立，相互監督又相互依存。企業的操作平臺強調的是結果，即如何通過資源整合，創造利潤。理性平臺提供的是第三方公正，這種公正和客觀源于制度保證與職業道德：美國報紙主編協會在1923年頒布了新聞工作準則;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1926年通過道德規范。而大學、研究機構或咨詢公司為企業提供方向與手段，其生存邏輯是：靠賣知識為生。像近年來安然、安達信的倒閉，很大程度就受益于媒介的第三方推動。我們很難想像，沒有媒介的第三方公正，安然或安達信這類世界一流公司會如此快地倒閉。

　　中國市場經濟是從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同樣，中國社會結構也是從計劃體制轉型而來的。我們的轉型政策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用在社會結構上，就是 “讓企業先強大起來”。這種轉型政策下的企業家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變成了一枝獨秀：企業家將操作平臺、理性平臺、思維平臺“三位一體”企業家既代表了第三方對自己的評價，也代表了業界“大腦”對未來和發展道路的指引，更不用說一手控制的企業操作平臺了。這樣的結果是，企業無論大小，企業首腦都在有意無意地在制造個人崇拜，都在用權力或金錢誘使下屬對自己“神化”。 所以，我們也就不奇怪這二十多年來，那些落馬的企業家，大多是自我放大到極致之后，樂極而生悲。

　　當改革開放過去二十多年后，我們的政策已經開始調整為“建設和諧社會”，而不是簡單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當企業家們在興高采烈地慶祝自己的企業多少多少周年的時候，他們可能忘記了兩點：一方面，與企業共生的其它部分，比如媒介，比如大學或研究機構發展到什么程度了?顯然，企業作為社會共生體的一部分，沒有其它平臺的發展，企業平臺的興盛就可能不過是個泡沫。如果要單純談市場繁榮，那“清明上河圖”描繪的興盛又為什么會曇花一現?另一方面，中國大部分企業的成功經驗是在雙軌制下突圍而來的，是在缺乏足夠媒介平臺監督，缺乏思維平臺支撐的情況下形成的，這種成功經驗非常狹隘。在新的市場經濟制度與和諧社會環境下，接下來就反而是這批企業家的不適應：他們的成功經驗已經過時。

　　由此來看，我們可能就不那么興奮了。當我們的商業界只有企業之操作平臺，缺乏思維平臺對規律的提示與對未來的把握，缺乏理性平臺之第三方公正，那么企業家就像三只腳的桌子只剩了一只腳，除了將這只腳的能力放大來支撐這張桌子，他又有什么更好的辦法?
　　在我看來，人放縱自己的成就感，實在也不算是多大的罪過。人畢竟不是上帝，人之為人便在于人是一個經常犯錯的無知生靈。真正可怕是在這種放縱下去的思想下把企業做大做強，那將會是個什么前景?所以，不講前提地一味鼓勵企業做大做強，甚至在既得利益的收買下去為企業家制造“良好輿論環境”，不僅是對企業家一種不負責任，而且將會給我們這個社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經營企業顯然是一場馬位松，而不是一場百米短跑。如果有人用百米短跑的辦法在跑馬拉松，真不知道那些為此加油的口號，是出于不懂還是別有用心?

　　我們要記住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國企業的改革是根植于中國社會結構性的變革而來的。由此，我們需要從社會變革的層面來看待中國企業改革與企業家階層的形成：第一，我們選擇了建設市場經濟體制這個目標，市場就會帶來社會組織的分化。企業的一枝獨秀，就是這種分化的一種表現，過去國有企業，國家媒體，國家大學或研究機構這種“國營”體系，分化成“企業國退民進”的局面，這是一種進步的表現。第二，分化并不是我們的目的。分化的目的是為了在更高層面的整合與協調，推動社會的發展。所以，在目前企業或企業家一支獨大的現狀下，我們顯然不能一味鼓勵企業更加一枝獨秀，而是要提醒那些放大自我的企業家，當市場經濟制度正在完善，與此相應的媒介平臺與思維平臺正在逐步建立起來的時候，不適應新形式的可能恰恰是我們這些優秀企業或企業家!

　　現實也正在證明這種判斷。從德隆現象，到伊利現象，到創維現象，甚至近來若干上市公司的高管下臺，如果我們不是孤立地看，而是把它們當成一個整體去看的時候，會發現這些事件構成了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成長歷程中一個明顯的“坎”。

　　這個“坎”的意義是，是政府的正規化、法制化努力，是媒介日漸強大的第三方公正，以及大學研究機構走向獨立的思維導向，導致那些基礎不穩的民營大企業崩盤，而不再是政府的行政干預與權力干預，導致民營企業經營困難。前一段科利華、托普、德隆等一批企業的興衰，只不過是這一環境變化的一個先兆，接下來，我覺得將會有更多所謂的優秀企業面臨這一挑戰。

　　企業家階層作為社會中產階層的重要力量，在社會這樣一個大系統中，它的強大顯然有賴于與其他利益群體與社會組織的共生與共贏，有賴于這一利益群體接受其他利益群體制約與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