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生活中需要一個基本的行動倫理或價值法則，但是并不是每個企業尤其是大企業，都會遵守或自覺地選擇這種倫理。相反，許多大企業不僅暮氣沉沉、習慣于養尊處優，而且常以傲慢面目示人。

　　在應對危機時，公司行為的終極目的是自救。但是在自救中，有沒有體現公司的責任，是一個應該加以考察的問題?？梢钥隙?，不負責的自救行為，極有可能直接傷害到相關者。

　　廣東中石化在被曝出百萬元購買茅臺(600519,股吧)酒之后，第一反應是追究泄露消息者的責任。而三一重工被曝出巨額賄賂央企和相關下游客戶時，第一反應則是矢口否認。正如學者們所言，當代中國的商業秩序很惡劣，籠罩著一種厚黑主義的氣氛。

　　不少公司在諸如此類的防守行動中表現出極大的不負責任的自私傾向。盡管這也是自救的本義，為了生存而拋棄普遍的法則與倫理顯然不行，這樣公司生存的前提條件就失去了，公司不僅應該是合法的公司，也應該合乎基本的道德觀念。按照馬克斯•韋伯所說，新教體系中，商人的經營活動是為上帝增添榮耀。這本身就隱含著一個前提：上帝不允許商人們從事非法的和不合道義的經營活動，上帝更不會允許商人們為了增添這種榮耀而相互傷害。這是“先定”的商業秩序（亞當•斯密）。

　　不幸的是，當代中國的商業發展，缺少這種信仰和價值的支撐。近數十年來，舉國上下都被一種發展主義的理念所指引，“人們的物欲和算計能力被釋放出來，人人都在奮力地掙錢，都像超級計算機，在進行著復雜而敏銳的成本收益計算。由此形成的卻是一個人們相互傷害的交易體系。”

　　發展主義籠罩的環境中，商人及其創辦的公司常常引用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表達的基本觀念。高舉市場觀念的商人們或許更能強烈地感受到斯密“利己心”與“看不見的手”的重要性，因為這意味著商人逐利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腳的。根據斯密的這個理論他們繼而推論出，企業就是要追逐利潤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但是，盡管這在邏輯上是無懈可擊的，但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刻意講究經濟理性的企業很難贏得大規模的信任。毫無疑問，高舉自私、逐利的大旗很有可能導致一個極端的生態：即相互傷害的交易體系的肆意橫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