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立竿見影的政績與業績的文化中，對于中小企業的歧視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中國此前一直處于依靠投資高速增長的時期，重工業化、房地產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就能夠滿足政府要求的增長速度，中小企業因對GDP增長貢獻有限而被歧視?？陀^來看，一些中小企業主要以不合理的低成本優勢生存，比如污染環境、職工待遇低以及其他偷工減料行為等，而且產品技術含量低，生產、經營與管理比較落后，缺乏競爭優勢。他們習慣于在一個粗放式的發展環境中生存，一旦經濟進入宏觀調控周期后，比如緊縮銀根，必然會有一部分中小企業猝死，這是正常的現象。

　　從一個更為宏觀的尺度理解，那些毫無核心競爭力的中小企業也必然陸續倒閉。這是因為，經過長期的發展，中國依靠低要素價格獲取比較優勢與發展動力的空間已經大大減少，要素成本進入集中上升期，市場承受轉型壓力。這需要中國企業提高創新能力、挖掘更大效率。而且隨著生產能力的全面過剩，經濟結構應向服務業轉移。因此，短期內的宏觀調控讓很多中小企業猝死，長期的轉型壓力也會淘汰很大一部分企業。以日本為例，當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中小企業也面臨倒閉浪潮，而且隨著產業向海外轉移帶來的“空心化”，進一步打擊了那些輔助性的中小企業。這幾乎是每一個追趕式國家和地區都要面臨的困難，即經濟不斷增長推動了生產成本的上漲，從而迫使那些生產性的缺乏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倒閉，但國民消費能力的提高則為服務業的發展帶來空間，完成這個轉換是邁向發達國家的必然之路。

　　中國首要的問題是政府對于中小企業的長期歧視，包括稅負過高以及融資困難，這是與其他國家正好相反的做法。要想改變這種歧視必須放棄以GDP為中心的思維，但這似乎很難，尤其是在以經濟增長維持穩定的前提下。但需要提醒的是，GDP增長并不代表就業增加以及國民收入增長，因為中小企業提供了75%以上的就業，他們大面積的倒閉會帶來失業潮。

　　政府應該明白，依靠制造業與投資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已經失去價值，因為產能已經全面過剩而成本上漲才剛剛開始。這需要第二產業提高創新能力，但創造性恰恰是中國缺乏的，這意味著創新需要漫長的時間。那么，新的經濟增量只有在服務業領域挖掘，而且該領域以中小企業為主。這就需要打破服務業的管制與國有壟斷的格局，降低房價（房租）與稅負，改革歧視中小企業的金融制度，尤其缺乏資產擔保的服務業融資更加困難。要徹底改革歧視中小企業的制度才能實現經濟轉型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