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牛出現一系列危機之前，牛根生是國內廣受推崇的明星企業家。而在危機發生之后，老牛卻成為大眾攻擊的焦點，而他，也由此選擇了沉默，從明星一下子變成了“啞巴”。

    　作為明星企業家，老牛個人的聲望與形象為蒙牛品牌的建設與提升做出了獨特的貢獻，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而正因為他是明星企業家，所以，在危機爆發后，蒙牛也受到了更多猛烈的攻擊。

    　我們不能用一句簡單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來評判牛根生對蒙牛的貢獻與影響。如果時光倒流，重新給老牛一次機會，不知他是否還會選擇做一個“明星”企業家。我想，這不僅僅是老牛和蒙牛應該思考的課題，更是需要中國企業家集體思考的。

    　牛根生讓當時深陷危機中的蒙牛“火上澆油”，王石的“捐款門”讓萬科品牌大幅縮水，黃光裕入獄讓國美深受影響……這一系列明星企業家事件似乎在昭示：中國的企業家還是低調做人的好。因此，我們看到，中國絕大多數明星企業家都不約而同地轉向了低調。

    　做明星企業家真的弊大于利嗎？中國企業家真的應該放棄做明星企業家嗎？

    　王瑞東認為，如果中國企業家真的因噎廢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反而說明中國企業家的不自信與不成熟。

    　明星企業家是中華崛起的需要。有哲人說，企業家和科學家是推動人類進步的兩個車輪。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明星企業、大企業、跨國企業集團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強盛的核心依托。

    　縱覽西方經濟強國的發展史，正是一部濃縮的企業和財團發展史，而造就這些企業和財團帝國的正是一個個星光閃耀的商界巨子：石油大亨洛克菲勒、鋼鐵大王卡內基、商界領袖韋爾奇、IT巨子比爾蓋茨……對于正行進在工業化與信息化過程中的中國來說，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大批中國級的明星企業家，更需要一大批像韋爾奇、比爾蓋茨這樣的世界級商業領袖。

    　明星企業家是社會的呼喚。明星企業家的價值不僅僅在于能夠造就成功的企業，成為國家經濟的支柱，還在于他們能夠影響和帶動一大批創業階層。這一點，我們從包括牛根生在內的一大批中國明星企業家身上都得到了驗證。

    　明星企業家也是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明星企業家本身就是企業的第一代言人。明星企業家以其獨特的成功經歷、個性魅力與傳播影響力，使其本身就成為了一個明星化的品牌。柳傳志之于聯想，張瑞敏之于海爾，任正非之于華為，王石之于萬科，馬云之于阿里巴巴……無不是明星企業家與明星企業的珠聯璧合。這些明星企業家個人品牌的構建、傳播與影響無不對本企業品牌的構建、傳播與推廣發揮了巨大的支撐和拉動作用。可以說，明星企業家個人品牌的塑造與傳播，是塑造與傳播本企業品牌最有效、最廉價的手段。

    　但是，過猶不及，明星企業家也需要很好地把握尺度。中國企業家不應該思考要不要做明星企業家，而應該思考如何做好明星企業家。

    　在中國要想做明星企業家，應該把握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少說多做，慎言敏行。明星企業家不能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布道者，坐而論道，而應該先做后說，做到了再說。

    　第二，明星企業家應該著力培養本企業的高層團隊，防止個人過多地承載對企業尤其是對品牌發展的支撐力，以防范風險。同時，要學會對這種支撐力擇機擇時擇力，適機適時而退。

    　第三，明星家應該著力打造企業的“法制”體系，只有建立在“法制”的基礎之上，明星企業家的“人治”效能才能堅固而久遠。

    　“小富在智，大富在德”。這是牛根生秉承和宣揚的財富之道，在蒙牛系列危機之后，這一點也成為大眾攻擊的焦點之一。因為，老牛所宣揚的“德”與“三聚氰胺”實在格格不入。可是，我們反思一下：老牛所秉承的“小富在智，大富在德”這個理念有錯嗎？當然沒有錯。那問題錯在哪里？是牛根生說一套做一套嗎？王瑞東認為，絕對不是。

    　問題的關鍵在于，企業家包括明星企業家要把自己的一個理念變成企業員工的日常工作行為，而且是一以貫之的行為——這個企業文化形成的過程是復雜的，而且是充滿了反復的。

    　一言以蔽之，“大富在德”的理念沒有落實在蒙牛員工（尤其是原奶收購、質檢等崗位的員工）的日
常工作上，這就是老牛的教訓所在。

  作者：王瑞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