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很榮幸參加孔府家酒業全國經銷商大會，并借這個機會，在孔子的故鄉，和大家一起探討儒家文化的話題。

　　我們今天來到的這個地方，非同尋常。《論語》中有一句話，叫“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孔子的意思是說，齊國如果進行改革，就會達到當時魯國禮儀之邦的標準；魯國進行改革，就會提升到王道之政。我們知道，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當時齊國帶著春秋五霸之首的余威，還算是個強國，尤其在管仲治理下，經濟發達。而魯國是個小國，經濟不發達，但在當時被各國公認是保留周朝文化最完善的國家。拿現在的話說，齊國代表物質文明發達，而魯國精神文明發達。孔子的政治理想，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所以就有了上面這句話。而齊魯兩國的疆域就相當于現在的山東，齊國的國都在臨淄，魯國的國都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曲阜。

　　今年奧運圣火傳遞來到了曲阜，而沒有去臨淄。我見臨淄的朋友在網上發帖子很不滿意，因為歷史上齊國比魯國發達，臨淄比曲阜發達，為什么不去臨淄反而來到曲阜啊？叫我說沒什么不滿意的，誰讓你們臨淄沒有孔子呢？要論對后世的影響，臨淄的影響遠非曲阜可比。曲阜是孔子學說、儒家思想的發祥地，也可以說是中國哲學、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不僅對幾千年的中華文明構建起到主流作用，而且還走向世界。孔子學院目前在全球78個國家和地區已經開辦249所，還有56所孔子課堂。正好是今天，孔子學院第三屆大會在北京舉行。

　　孔子學說在孔子在世的時候，影響就很大。韓非子就曾說，當時社會的流行學說有兩大派，即“非儒即墨”、“儒墨并行”。“墨”就是墨家學派。墨子也是魯國人，孔子去世那年墨子出生。墨子去世10年，孟子出生；孟子去世9年，韓非子出生。韓非子講的是戰國時期孔子學說的社會影響。韓非就到了戰國末期了，秦始皇統一六國，孔子學說受到歷史上第一重大打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焚書坑儒”。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孔子思想才進入了歷史上的黃金時期，孔子也被歷代皇帝所推崇，以孔子學說為源頭的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歷朝歷代的主流思想。董仲舒也是山東人，是德州的。孔子最早獲得的封號是“褒成宣尼公”，是漢代的事；到了唐玄宗被封為“文宣王”；清世祖順治給孔子的封號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師”，到了頂級了。

　　但孔子學說在歷史上的發展也不是順利的。兩點，第一，孔子學說被各個朝代的統治階級所篡改，尤其董仲舒、朱熹等人，他們對孔子思想的研究提升了孔子本人的地位，但孔子思想卻被發展為后世的儒家思想，好多東西已經偏離了孔子學說。這一點要注意，也就是說，孔子思想和后世的儒家思想是有區別的，就是這么來的；第二，儒家學說在歷史長河中屢次被抨擊，又屢次被推崇。研究儒家的專家總結一個規律，就是“亂世批孔、盛世尊孔”。

　　在座年紀比較大的可能經過歷史上最近的一次“批孔尊孔”轉變的全過程。最近一次的批孔，是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標志的，打到孔家店嘛。建國以后，孔子繼續挨批；直到改革開放以后的若干年，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溫，孔子思想又開始被推崇。這是符合歷史規律的，也和孔子思想本身有關系。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德政，是溫和的政治改良主義。而在亂世，仁義道德不如“槍桿子”。創業初期、原始積累時期的小企業則更喜歡法家和兵家的東西；儒家思想適合有理想、有境界的大企業治理：也是這個道理。

　　孔府家就非常適合用儒家思想來治理企業，不僅適合而且是最佳的選擇。甚至我們可以說，孔府家選擇儒家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的核心精神，是歷史的必然；反過來，儒家思想天生就是為孔府家準備的，是上天之所賜。今年是孔府家建廠五十周年大慶之年，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孔府家在天命之年，將完成企業文化的變革，回歸到本來就屬于孔府家的儒家文化上來。

　　我們今天合作的孔府家與儒家文化是什么關系？我們不妨用這么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孔府家是儒家文化當仁不讓的代言人和任重道遠的傳播者”

　　先說為什么孔府家是儒家文化“當仁不讓的代言人”。“當仁不讓”是什么意思？這個成語出自《論語·衛靈公》，有句話是“子曰：當仁不讓于師。”朱熹有個注釋：“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意思是說，把對“仁”的修煉和推行作為應當應分的責任，雖然面對老師，也不必退讓、謙讓。因為，“仁”這種品質本來就是人人所固有的，應該堅持和推行的，無可爭議，何必謙讓呢？

　　我們說孔府家是儒家文化當仁不讓的代言人，也是因為儒家文化就是孔府家所固有的、應當堅持和推行的。為什么呢？三點：

　　第一、地緣因素

　　我們知道，自從近幾年國學熱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溫，很多企業都在琢磨打儒家牌，白酒里面的五糧液、茅臺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我曾經在《華夏酒報》發了一個系列文章，專門評論五糧液做儒家文化品牌內涵，是難度重重。盡管我們說，儒家文化不是曲阜的壟斷產品，不僅僅屬于曲阜。儒家文化屬于整個中國，甚至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畢竟白酒品牌打文化牌、歷史牌的時候，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支點。曲阜作為儒家文化的發祥地，作為孔子故里，那才叫根紅苗正、當仁不讓，而孔府家企業就在曲阜，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是沒地方說理兒去的。

　　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孔子是中國的，五糧液是中國的名酒，茅臺又是國酒，面對全國市場，他們也有做儒家酒的切入點，尤其面對國際市場的時候，更能顯示出企業實力和品牌影響的優勢。我們說孔府家具有優勢，并不說就可以一勞永逸、坐享其成，還是需要其他方面的堅信努力的。

　　第二、追溯起源

　　“孔府家酒”四個字怎么斷句？當然注冊商標是“孔府家”，孔府就是孔家，孔家就是孔府，“孔府家”就重復了，屬于疊床架屋。但“孔府”恐怕不給注冊，“孔府家酒”也不行，不允許帶產品名嘛。所以注冊“孔府家”是擦邊球。這四個字真正的意思是“孔府的家酒”。家酒就是自家私釀的酒。曹雪芹家的家叫曹雪芹家酒、蒲松齡家的酒就叫蒲松齡家酒，來自孔府的酒就是“孔府、家酒”。

　　有人問了，孔子家里釀酒嗎？他們家開酒廠嗎？《論語·鄉黨》篇有講孔子主張“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菜肴越精細越好，肉絲越精細越好，魯菜的風格也有做工講究繁瑣這一條。又記載：“沽酒，市脯，不食。”從市場買的酒不喝，從市場買的肉不吃。看來在當時就有家庭自釀酒的風氣。估計也是有條件的家庭，一般家庭做不來。孔子盡管要求高，但他醫生過得好日子也不多，尤其斷糧于陳蔡之間的時候，油餅卷大蔥恐怕都吃不上，哪里還講究得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啊。

　　有私釀家酒的風氣，但未必孔子家就有。我前幾年看有人寫文章，就以這個理由來說“孔府家酒”是后人杜撰的。這一方面說明大家對“孔府”不夠了解，另一方面也說明孔府家在宣傳上不到位。我們知道，孔子出身平民，并不是富家子弟，也不擁有豪宅大院。孔子生前所居住的院落，根本談不上“孔府”。孔府是在孔子故居所在地經過歷代擴建才形成現在規模的。　你想，孔子在漢代被追封為“褒成宣尼公”，當然要有相應的府邸，孔子嫡系后裔世襲爵位，在孔府處理事務。“孔府”又叫“衍圣公府”，衍圣公是在北宋的時候才有的爵位。一旦有了府邸，就完全有條件自釀家酒了。而歷史上，孔府家酒一直是用來家族祭孔用酒，供奉宮廷和招待貴賓用酒。

　　現在，最后一代衍圣公已經去世，孔府也不再為孔子后代所居住，而孔府原來自釀家酒的小作坊也變成了如今的大企業，叫做“孔府家酒業有限公司”了。所以我們現在喝的孔府家酒，就是源于當年孔府給皇帝的貢酒。

　　第三、工藝傳承

　　按照孔府家的說法，孔府家酒的工藝是“孔府自家私釀酒坊傳統釀酒技藝”。這當然是現代孔府家酒的核心工藝，或者叫基礎工藝，還有原料、水源和儲藏、調制等改進工藝，才形成當代孔府家酒的儒雅香風格。

　　所以，孔府家酒的起源非常單純，不僅出處明確、史料翔實，而且文化內涵、歷史內涵無可挑剔，絕對是“當仁不讓的代言人”。盡管90年代孔府家酒依靠“讓人想家”的家文化一舉成名，但這個家文化與孔府家酒這些實實在在的文化元素毫無關系。而孔府家在“天命之年知天命”，努力完成對儒家文化的品牌回歸，其市場切入力度、文化沖擊力度，尤其品牌生命力將是難以估量的。

　　再說為什么孔府家是儒家文化“任重道遠的傳播者”。任重道遠出自《論語·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作為一個士人，眼光不可以不遠大，性格不可以不剛毅，因為你的任務太重，而道路又很遠。把仁作為修養并推廣，不是很重的任務嗎？要做一輩子，不是很遠嗎？

　　第一、任重道遠

　　我們知道，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構建起著主導作用，不管你對儒家持什么態度，這是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儒家文化的傳播者起碼有兩個任務，一是繼承，二是傳播。無論繼承還是傳播，都不單純是一個企業的任務，也不單純是一個人的任務，而是國家層面或者中華民族層面的歷史使命；也不單純是一時一事，而是長期永遠。

　　第二、難度大

　　從1919年至今，在“打破舊秩序、簡歷新世界”思想的主導下，中國傳統文化不僅被隔斷了僅100年，而且是矯枉過正式的批判。這種負面影響至今還廣泛存在，而國學回溫也才是近幾年的事情。所以這百年來幾乎是傳統文化的荒漠期。造成一系列問題。一是對國學、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二是研究、學習不充分；三是無良學者借國學回溫之際胡說八道，錯誤解讀滿天飛。

　　雖然難度大，但也有容易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儒家文化是每個中國人血液里的文化基因。我們有這樣的體會，就是即便是偏遠山村的老太太，她可能根本不知道儒家文化是什么，也沒有讀過《論語》，甚至一個字也不認識。但是她卻知道為人處世的原則和標準，在對儒家倫理思想的遵守上，甚至比士大夫還嚴格。

　　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傳統文化代代相傳，不單純是官方的提倡，更不是依賴學者們的演說。從歷史上看，不管儒家文化的歷史際遇如何，儒家文化的影響始終沒有隔絕。

　　儒家學說到底是什么呢？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儒家學說是以易經思想為哲學源頭、以倫理思想為基礎的政治治理學說。

　　其思想核心掌握三個字：時、仁、德。

　　儒家學說哲學思想的核心是一個字：“時。”孔子晚年感嘆：“時哉！時哉！”這個“時”就是不斷變化的社會大勢。這是孔子對易經“與時偕行”思想的傳承。“時”的思想，就是面對現實、承認變化、順應趨勢的態度，孔子把它具體化成一個詞叫“中庸”。中庸思想不是中間道路，不是騎墻派，而是恰到好處的處世方法，是“該怎么做就怎么做”。孔子講：“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各種情況都研究了，各種可能都考慮了，在全面考慮的基礎上，得到最佳解決方案。我們現在的“實事求是”、“與時具進”、“科學發展觀”都是對“時”這一哲學思想的具體體現。

　　倫理思想解答的是人與人相處的原則，孔學倫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如果世界上就你一個人，就不需要倫理思想，正因為有人群存在才有社會，就需要倫理。“仁”分解看來就是“兩個人”。以“仁”為核心就延伸出一系列的為人處世的原則，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忠、孝、仁、義、禮、智、信”。盡管傳統文化的隔絕近100年，可能我們大多數人沒有系統地閱讀過傳統經典，但恐怕都很難否認這些基本原則。

　　孔子學說最終是政治學說。儒家政治學說的核心是“德”，提出的最佳治理原則是“德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有人說孔子的政治學說是“人治”，也有說孔子不主張“法治”。都是錯誤的。“德治”是“人治”與“法治”的最佳結合。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在這樣的理論體系下，儒家認為儒者的責任就是加強自身修養、通過入仕當官來推行德政。“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人生脈絡是這樣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而是一種積極入世的人生哲學，表現為高尚的個人情操和坦蕩的濟世情懷。

　　這樣，儒家學說的核心精神就出來了，就是“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超然的入世人生觀”。

　　實際上，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構成了企業家的基本品格。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稱不上“企業家”。牛根生，在個人利益、企業利益與社會誠信發生沖突的時候，選擇了前者，就不是企業家所為；史玉柱從事腦黃金、腦白金、黃金搭檔到網絡游戲，我們看不到對產業和社會文明的貢獻，成就了營銷奇才，而成就不了企業家。五糧液的黃金酒，很可能成為史玉柱的“滑鐵盧”。

　　 我們講儒商、做儒商，其實質就是追求做一個被社會廣泛尊重的企業家。怎么樣才能成就儒商品質，做一名優秀的企業家？孔府家給我們提供了機會。

　　孔府家的社會使命就是，以孔府家酒為載體，在華人世界甚至更廣闊的領域，對儒家文化進行挖掘、研究、應用和傳播。孔府家從事的是文化產業，孔府家酒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精神的文化產品，孔府家是儒家文化當仁不讓的代言人和任重道遠的傳播者！

　　有這樣一種高度境界的企業，必須要求用儒家思想來治理企業。孔府家不僅要把自己打造成儒商，還要打造儒商品質的營銷團隊。

　　所以，全國經銷商協助孔府家正在做的共同事業，其實質是一場“新文化運動”。在這場新文化運動里，我們每一位經銷商都講成為推動著，并在這個過程中，成長為新時代的新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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