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慶后身上，有太多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代商人的印記：出身貧寒而心有不甘，信奉“與天斗、與地斗，其樂無窮”的“斗爭”哲學，能吃苦、愿耐勞、勇拼搏、敢冒險，諳于世故，圓融通達，而且他們通常要經歷一次大時代背景下深刻的社會轉型。可以這么說，宗慶后是他那個年代成功商人（或企業(yè)家）的代表和縮影。當然，作為個體的他，自然有其獨特的一面，例如天生有些孤僻的性格、不淺的城府、對風水和測字的迷信……
　　關于宗慶后，實在有很多值得著書立說的地方：他的創(chuàng)業(yè)史，他的經營觀，他的營銷戰(zhàn)……原本，出現在人們面前的宗慶后可以是一個圓滿、完美的形象，他以他的努力、智慧和運氣為我們上演了一出如何從草根躋身為精英、平民蛻變成英雄的傳奇故事。但事事難預料，哪怕宗慶后有預感“娃哈哈”可能因為“口字比較多，所以受到的是非評論也多”。曾經有個測字先生對宗慶后說，“娃哈哈”三個字暗藏玄機：這個女字旁，說明娃哈哈公司里女人多；土字多，說明公司的根扎得很深，不會倒；然后三個字都是9筆，在中國9是個位數字最大的，表明公司今后可能是最強的。但他萬萬不會想到，他的口舌是非竟然是訴訟之爭，而且對手竟然是合作了十幾年的戰(zhàn)略伙伴——達能。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兩家公司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當達能方面的代表范易謀說出“我要讓他（宗慶后）在訴訟中度過余生”時，這意味著對宗慶后的蓋棺論定將被推遲，他的功過是非、他的得失成敗很有可能因為“達娃事件”而變得撲朔迷離。事實上，我們本以為該完美結局的宗慶后的故事突然出現了劇情上的轉折，從現在來看，他和他的娃哈哈遠遠沒有到落幕的時候。

　　《出軌：娃哈哈與達能的“中國式離婚”》（以下簡稱“出軌”）的出版也是基于同樣的認識。按作者的話來說：“（達娃事件）這場跌宕起伏的浴血之戰(zhàn)，實為中國商業(yè)史上前所未有的案例，在世界范圍內恐怕也不多見。對于任何一個新聞記者來說，都會有一種沖動，想把整個事件完整地記錄下來。對于那些曾經關注過此事，但卻沒時間細致地梳理思緒的讀者來說，這本書將為他們奉上中國商業(yè)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道案例。”作者的觀點并無言過其實之處。就娃哈哈和達能的聯姻、蜜月、破裂、對決的全過程而言，它確實是中國商業(yè)史上為數不多、絕無僅有的跨國資本運作范例。從前期的攜手并進，到中期的心有芥蒂，再到后期的敵我對峙，娃哈哈與達能之間的關系大起大落、變幻莫測，它們彼此已全面展開輿論戰(zhàn)、資本戰(zhàn)、司法戰(zhàn)等種種對抗，并將持續(xù)相當長的時期。這是一樁事先張揚的“離婚鬧劇”，這是一場火爆異常的資本鏖戰(zhàn)。由于地位特殊、內容包羅萬象的標本意義，“達娃事件”注定會被載入史冊，而我們包括《出軌》，都只是旁觀者、講述者和評注者。
客觀地講，作為“只是記錄了這段故事”的《出軌》，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敘事的中立和公正。盡管作者宣稱：“本書并非旨在還原達能與宗慶后的世紀商戰(zhàn)，盡管這是本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宗慶后才是唯一的主角。”這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出軌》又將是一種自“達娃事件”發(fā)生以來盲目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聲援而已。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出軌》對宗慶后“發(fā)家史”的描述只是點到為止的，著墨并不多，而且所提及的內容都是以“達娃事件”為主要脈絡而鋪陳開的。即使在評論娃哈哈與達能、宗慶后與范易謀等一系列“交戰(zhàn)”，作者所持的立場也是盡量做到了不偏不倚，這包括對宗慶后動輒就用政府關系、或大肆渲染民族情緒等行為的批評和反對。

　　也正是因為如此，在閱讀《出軌》時我們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1990年，當宗慶后順利研制出針對兒童的營養(yǎng)口服液，并最終決定命名為“娃哈哈”的時候，他對“娃哈哈”進行了商標注冊，隨后，又對“娃娃哈”、“哈哈娃”、“哈娃娃”等十幾種類似或相近商標的文字與圖形做了系列防御性注冊。從這個細節(jié)來看，說宗慶后沒有商標、品牌觀念或知識產權法律意識是絕對不成立的。這與后來宗慶后所說落入了達能方面的“陷阱”（圈套），即在某一份《商標使用許可合同》中約定的“中方將來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標在其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上，而這些產品項目已提交給娃哈哈與其合營企業(yè)的董事會進行考慮”，是沒有太多說服力的。我們認為，即使退一萬步講，宗慶后不懂法，是法盲，但對這樣一個“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合同，宗慶后也不至于麻痹大意到連律師都沒有審閱，就草草簽名蓋章了。所以，對《出軌》中有暗示但并沒有挑明的意見我們表示認同，也就是說，宗慶后當年簽訂這樣的合同，一定有自己的打算，只是后來他棋差一著，聰明反被聰明誤，失了算而已。

　　在這一點上，吳曉波的《“受害者”宗慶后？》一文值得我們借鑒（該文被收錄于《出軌》中）。吳曉波認為，娃哈哈當年選擇達能，事出有因，關鍵是缺錢，而這筆因合資而引進的資本最終成了娃哈哈的“救命錢”，“有了那筆注資，宗慶后找到純凈水產品，才有了后來的‘奇跡’”。另外，娃哈哈與達能的關系從一開始就非常不正常。“一個眾所周知的情況是，達能入主娃哈哈，居然沒有做過盡職調查，甚至連娃哈哈的財務報表都沒有經過核實。”根據吳曉波的描述，達能盡管有生產技術，但在產品經營上頗為無能，例如把樂百氏這么好的一個大企業(yè)硬是搞成了虧損。所以，也難怪宗慶后自與達能合作以來，始終有所不滿、心有所圖。如今，年過六十的他，到了去留的關鍵時刻，此次公然挑戰(zhàn)達能，確實有一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

　　種種跡象表明，宗慶后的訴求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自始至終，達能都沒有大錯。反倒是宗慶后有許多不地道、不厚道的做法。盡管他慣用的民族情緒的煽動一度讓人們熱血沸騰，愛國主義高漲，但冷靜下來想想，凡事有因有果，早有注定。由于《出軌》幫助我們回顧了事件，梳理了脈絡，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達娃事件”其實是一起事先張揚的陰謀，參與者并不僅是達能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