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細分研究下去，就會發現“大國崛起理論”在每個領域無不發揮著重要作用。世界上有“大國崛起”，國家中有“強省崛起”，省域里有支柱產業，產業內有強勢品牌，而每一種崛起都有內在的優勢基因和外部環境在起決定作用。

　　作為專注研究白酒產業發展戰略的高端行業媒體，《東方酒業》一直關注白酒行業的“大國崛起”之路。從以“茅臺”為代表的黔酒復興，到以“洋河”、“雙溝”為代表的“蘇酒現象”；從“汾老大”裂變，到“西風”騰飛。從“古井貢”、“口子窖”為代表的“徽酒模式大爭鳴”，到以泰山、孔府家、蘭陵、景芝為代表的魯酒沉浮……

　　當我們試圖尋找和解讀白酒行業近30年來“大國崛起”那只“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時，我們最終的落腳點鎖定在了川酒“六朵金花”——五糧液、瀘州老窖、劍南春、全興、郎酒、沱牌身上。作為一種倍受關注的行業崛起現象，川酒締造出的“六國稱雄”局面，無疑似一道耀眼的弧光刺破天空，在整個白酒行業中產生著持續的震動和關注，并在近5年的產業發展中，不時引發一場場震動海內外的“崛起沖擊波”。

　　川酒“大國崛起”之路，無疑象一場跌宕起伏、充滿神秘色彩的歷史川劇。

　　川酒為什么會成就經久不衰、享譽海內外的“六朵金花”，而其他省份沒有產生這種顯著現象？民間為什么一直流傳著“川酒云煙魯啤”的說法？四川真的是白酒的風水寶地、并有神秘藥方和仙人指路？川酒成長崛起的基因到底是什么？相信很多業內人士、包括許多消費者都產生過這樣的好奇之心。　

　　2007年9月9日“瀘州老窖醬香武陵酒啟航慶典”儀式上，中國釀酒大師、瀘州老窖股份公司總經理張良先生說：“白酒的發展一定是有它內在的規律起作用”。那么，這個規律是什么呢？

　　川酒崛起基因之一：技術質量論

　　“品質好壞決定未來”大概是人類普遍認可的價值觀。

　　“品質論”與“品格論”是相近的，從生物學角度講“品質論”與“性格基因論”又是相通的。在人類領域，印度有一句世界格言：性格決定命運，那么，在商品領域，一件商品的品質性格當然也會決定它未來的命運。

　　九月上旬，為期10天的四川之行，我們先后采訪到川酒“六朵金花”的主要領導——五糧液公司副總經理劉中國，劍南春董事長喬天明，全興股份總經濟師、新聞發言人多增強，中國釀酒大師、瀘州老窖股份公司總經理張良；郎酒副總經理李明政，以及四川食品協會會長范中成等。

　　當我們試圖探討事先總結的川酒“大國崛起”幾大因素——地理環境論、工藝質量論、政策論、營銷模式論等。所有老總都不約而同提到并認可“質量論”這一觀點，他們認為“工藝品質”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還是一種企業戰略，是奠定川酒“大國崛起”的基礎，并將在未來長期主導川酒的崛起。

　　喬天明認為，川酒“大國崛起”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技術水平、生產裝備和傳統工藝；多增強則形容“注重質量”和“技術積累”是川酒崛起的法寶；張良認為“質量提升”是白酒產業持續發展的內在規律的第一環節。

　　川酒的“質量論”怎么形成的呢？是先天的地理環境優勢，還是技術創新優勢后來居上？川酒這種“工藝技術優勢”能否長期保持領先？

　　翻閱歷史有關資料發現，建國初期的1950年代，由于國家經濟很困難，釀酒行業要解決“節約糧食、多出酒”的問題，而不是出好酒的問題。那時的川酒并不具備更多的技術優勢，倒是茅臺、汾酒等一些老名酒具備一些技術優勢。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國內釀酒工業技術還未形成一套科學、規范的標準化體系來判定白酒的質量標準，到第三屆全國評酒會才是釀酒工業轉折點，國家才開始加大了對釀酒工業的技術改造，并在全國進行技術推廣。

　　全興股份董事、總經濟師、新聞發言人多增強說，川酒最初的質量優勢，一是在國家糧食困難時期，四川作為“天府之國”，稻米糧食充足，釀酒的質量有了很大保證；二是在1980年代—1990年代，四川政府及國家商業部大力支持川酒技術改造，川酒質量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如果沒有政策上的技術改造，靠自我積累，川酒發展就會很慢。同時，多增強還分析認為：川酒質量得以保證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老酒”的儲備、使用和管理，四川已經形成一門很重要的學科和一套管理體系，這為原酒的省外輸出提供了質量保障，大大傳播和提高了川酒的聲譽，這也是川酒崛起的法寶之一。

　　事實正是如此，四川原酒大量輸出始于1980年代中期而盛于1990年代初。川酒之所以有能力形成“大流通”，離不開兩大前提：一是1980年代初因市場逐步放開，個體私營釀酒作坊如雨后春筍般大量興起，使四川原酒形成巨大產能；二是隨著濃香型白酒人工勾兌技術、新型香精、人工老窖以及陳化技術等一系列科技進步在四川取得突破性進展、名酒企業各種先進技術迅速擴散，川酒無論品質還是價格均獲得巨大競爭優勢。　

　　另外，據業內人士透露，在川酒得以技術大發展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四川曾經涌現一大批“星期天工程師”，一些大型酒廠的工程師利用星期天到中小型酒廠指導技術，或者被聘為技術顧問，同時，各大酒廠之間也經常開展一些技術經驗交流座談會，使整個川酒產業有了工藝技術上的整體提高和突破。

　　應該說，川酒“質量論“的形成是由——優越的釀酒地理環境、國家技術改造政策推動、省內良好開放的技術交流環境、原酒的科學管理和使用等，綜合因素共同作用完成的。

　　川酒崛起基因之二：機遇平臺論

　　有時，歷史機遇對每個省份、每個企業的發展都是平等的，但是每個地方的資源條件和把握程度不同，也許就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了，這一現象比較符合經濟學中“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理論。

　　比如，以上提到的國家對白酒技改政策的推廣和支持，當時這種技改對于全國白酒企業是一樣的，但是，川酒具有豐富的產業條件和產業資源，具有產業“集群效應”，內部把握好了這場機遇，所以相對其他地區，川酒質量得到整體突破和提高。

　　名酒機遇

　　正是有了對第一個“技改政策”的準確把握和貫徹執行，當連續五屆的全國評酒會到來時，川酒才會有名列榜首的金牌總量——一舉獲得六枚“中國名酒”桂冠。川酒又贏得了第二次機會，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中國名酒”的評定在特定歷史時期，對川酒的“大國崛起”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有力地奠定了川酒的“品牌價值”基礎和“名酒集團軍”形象，并對川酒未來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政策定位產生積極影響。

　　“中國名酒”這頂桂冠是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具有特殊的品牌效應和權威效應。中國這個國家向來把名看得高于一切，中國文化自古推崇師出有名、講究等級、政治、身份、背景等。“老X大”這塊金字招牌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成為一定時期進入市場的“敲門磚”，到了今天，它已經演變為一種“稀缺性資源”了。如果說“名酒集中”是今后的大勢所趨，那么，川酒無疑又掌握了未來的市場先機。

　　糖酒會平臺

　　川酒第三個機遇是全國糖酒會。1980年代至1990年代，全國糖酒會幾乎辦成了“四川省糖酒會”一個為川酒服務的批發市場。2005年以前，73屆糖酒會僅成都就承辦了17屆，自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每年一屆。糖酒會這個交易平臺，使川酒源源不斷的輸向全國，而不必要做任何廣告，同時誕生了不計其數的廣告公司，各種酒水類專業刊物，這些刊物以立足服務本地為導向把川酒的形象推向全國。在計劃經濟時代，糖酒會是政治產物，作用不可替代。到了改革開放時代，糖酒會就像溫州批發業一樣，是一個巨大的物流批發集散地，誰抓住了先期的機遇和優勢，誰就先入為主，把行業發展壯大。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糖酒會的火爆程度不可想像，交易功能有目共睹，相對魯酒川酒很少打廣告，但在那個時期，糖酒會確實為川酒的對外輸出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市場機遇

　　川酒真正的大國魅力體現在它超強的抗風險能力，及對市場機遇的敏銳洞察性上。1990年代末期，由于“廣告酒”及2001年“5毛錢消費稅”巨大影響等原因，整個行業進入寒冬，全國大多數白酒企業面臨體制、經營、品牌方面的大坎，關、轉、并、停、賣等，死掉了一大批。即便一些獲得“金牌”的老名酒廠，也沒有經受住市場的陣痛，企業嚴重衰弱滑坡，甚至資不抵債，難以重新崛起。

　　這期間，川酒盡管也受到大環境影響，但是，以“六朵金花”為代表，卻在這場“白酒風暴”中彰顯出了川酒“大國”的優勢基因和創新能力。

　　多數人會記得，1997年魯酒“標王事件”后，川酒在央視掀起一股歷史文化名酒宣傳熱潮。五糧液、劍南春、瀘州老窖、全興、郎酒、沱牌等“六朵金花”個個挖掘歷史，展現獨特地理環境，訴求傳統釀造工藝等，把廣告片拍得美侖美奐，其歷史背景及大企業風范在央視上不斷向全國人民灌輸傳播——五糧液大氣磅礴的品牌廣告及連篇累牘的企業文化展播，劍南春的“唐時宮廷酒，盛世劍南春”，沱牌的“滴滴歲月酒，悠悠沱牌情”，瀘州老窖的國窖訴求宣傳，郎酒的“天寶洞，地寶洞”等。至此，全國人們真正了解了川酒的優勢和歷史，在強大的宣傳攻勢下，消費者對川酒的心智定位被占領。

　　1998年后，以五糧液為代表，川酒開創了中國白酒歷史上“買斷經營”及“OEM經營”的先河。“六朵金花”先后靠“多子多福”政策在全國攻城掠寨，產生一個個市場奇跡，一場“川酒風暴”迅速在全國掀起，全國山河一片“濃”的局面很快形成。

　　2001年后，面對白酒高端市場的急劇膨脹和巨大空間，川酒再度發力，走在品牌創新的前列，這一年，川酒放出兩顆“衛星”——水井坊、國窖1573。在隨后5年的不斷打造中，兩大品牌成功躋身“高端品牌行列”，被業界稱為的白酒“五大全國高端”——“茅臺、五糧液、劍南春、國窖1573、水井坊”，川酒占有四席，處于絕對控制地位。川酒打造高端品牌的優勢和能力，以及對市場的前瞻性、應變性都令其他省份望其項背。　　

　　川酒崛起基因之三：人文環境論　

　　2007年春，作者曾在《發現川酒魯酒興衰基因》中指出：川酒的崛起與強大不是由它潮濕的、適宜釀酒的地理環境決定的，而是四川的“人文環境”決定的。無論技術的領先、質量的保證，還是市場營銷的成功無不與四川的“人文環境”息息相關。

　　固然，四川優越的地理環境釀造出了悠久的“酒文化”，但是，川人的靈氣、鬼氣、才氣、俗氣等人文環境，才造就了響譽中華的五糧液、劍南春、瀘州老窖、國窖1573、郎酒、水井坊等經典品牌，離開了四川的人文環境人或人文性格，川酒“大國崛起現象”是不會發生的。

　　研究認為，四川人的文化底蘊有兩個情結，一是道家的逍遙情結，一是詩歌的審美情結，這種文化性格正好與精神商品的酒是一脈相承的。與山東儒家文化的謹守禮節、達官顯貴正好相反，叛逆創新正是四川人文化品格的底色，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基本上為中國貢獻的是一個偏離儒家正統的異端列傳。兩千年來，四川在文化史上貢獻出的人物，10個有9個都與道家氣質有關，10個有9個都是自由主義者。與山東歷史上出響馬好漢、大儒宰相相比，四川水土上更能孕育出帝王偉人、狂放齊才，尤其在近代，有人說，一個鄧小平就蓋帽了，鄧小平的雄韜偉略和天才思維把四川人的優點集于一身，一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足以證明四川人的人文性格和人文環境的優越性。

　　四川人的魅力在于，他們老早就有一種非常成熟的世俗精神，不是最近20年的世俗化才帶來的，但這種世俗里面又有濃厚的文化情結。四川人的逍遙和自在，他們對文化的想往和堅持，是這個時代可珍貴的鹽分。四川人的精神平臺就是世俗、文化和自由。而道家精神則貫穿始終。在一個“工商文明”為尊的時代，四川人尋常市民身上不經意流露出的對文化的留戀、向往和敬重，就象“惜字街”的街名那樣，才是四川人作為一個文化概念最珍貴的地方。四川是一個以自由精神去克服、對抗、藐視和顛覆儒家禮教與皇權專制的文化集團。甚至有人說，沒有文化意義上的四川人，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及其演變，就是不完整不健全的。還有媒體撰文指出：“保衛四川人要象保衛大熊貓”。

　　所以，我們看到，原來并不起眼的五糧液一躍成為中國的“白酒大王”，其結果并不是偶然的，五糧液的成功恐怕是中國白酒業，迄今為止最值得稱道的經典案例，非常值得研究。如果說白酒是一個“文化范疇”行業的話，五糧液等則充分彰顯了四川人“人文環境”或“人文性格”的優勢基因。五糧液的運作在老名酒中成為一個離經叛道、極不安分的異端經典案例，在1980年代就第一個挑起漲價事端，與其他老名酒拉開距離。從此，五糧液走上了一條叛逆稱王、買斷營銷之路。事實上，在川酒中，后來橫空出世的國窖1573、水井坊、舍得等新銳明星，同樣走的也是一條反儒叛逆、文化“莽漢”之路，但大多值得稱道。

　　實際上，直到當前我們依然看到，以“五糧液”為首的川酒對文化精神和文化情結的堅持、追求和超越總是令人欽佩。無論成功與否，川酒的人文情懷也總是令人側目相看。　　

　　政策下的支柱產業

　　政策是“人文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川酒崛起無疑得益于產業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川酒“六朵金花”的領導們及有關主管部門從不否認這一點。

　　全興集團董事、總經濟師多增強說：川酒的“大國崛起”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綜合條件，天時既有自然機遇的成分在里面，但在中國國情下，更多的是能否得到政策的支持，以前，川酒六大家屬商業部門管，食品工業是四川的優勢和支柱產業，所以得到國家、省府兩級商業部門的大力支持。比如在貸款方面，在技術改造方面，四川政府都給予大企業很大的支持。

　　食品工業協會會長范中成認為：建國后，四川的工業基礎比較薄弱，四川是傳統的農業大省，輕工業相對發達，省里對食品工業有為重視，每屆政府都把“食品飲料產業”作為工作重點，四川出現食品產業群與當地政策支持是分不開的。

　　川酒崛起的政策因素是顯而易見的。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心目中，以川酒為核心的食品工業是溝通一、三產業、融合城鄉經濟、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產業；四川的副省長們也在公開場合為白酒行業打氣：“白酒是四川惟一具有國際國內地位的特色產品，是四川現實的、突出的優勢產業，必須抓住機遇，解放思想，鞏固和發展川酒在國內的龍頭地位，讓川酒做強做大……”　

　　川酒白酒產業發展研究、規劃做得很詳細。長期以來，對于重點白酒企業的擴張，四川一直強調“放水養魚”。早在1991年，四川就出臺了全國首個酒類地方性法規——《四川省酒類管理條例》。該條例的實施，為四川白酒行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市場秩序井然，行業發展進入良性循環。四川的經濟專家在分析四川產業結構調整時，也總是把食品飲料業放在優勢產業的第一位，為政府提供決策意見。可見四川發展白酒產業有其濃厚的氛圍和環境。四川各地方政府有一個共識：竭盡全力動用各種關系把白酒業做成四川的民族產業，美其名曰：保護四川文化遺產。四川把繁榮川酒提升到產業政策及政治的高度，正象內蒙古產業政策向乳業傾斜、廣州產業政策向電子傾斜一樣，四川向食品飲料產業傾斜，無疑是川酒后來在全國一枝獨秀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道酬勤振川酒

　　在這次四川之行采訪中，我們發現，川酒的“大國崛起”還有另外一些不為外人所知而感人至深的人文環境。正如四川食品工業協會會長范中成先生在接受專訪時所說：“四川有一批立志獻身白酒事業的企業家群體，他們幾十年如一日，敬業愛崗、鞠躬盡瘁的精神感動了市場，贏得了川酒的大國地位……”

　　范中成先生說的，與我們所到之處看到和感受到的非常吻合。劍南春集團董事長喬天明傾注白酒事業幾十年，人們親切稱他為白酒界的“喬老爺”，他自己說，他所倡導的“名酒是喝出來的、口碑營銷、穩健經營、抵制回扣”等一套“慢理論”，至盡許多人還不相信，但是，喬天明認為“從長遠看，市場最終會承認這套理論的”。

　　全興集團董事長楊肇基18年傾注白酒事業，可以說是看著“全興”長大的。他簡約樸素、練達內斂的工作作風和人格魅力令人折服，當看到一位締造出“水井坊”經典品牌、操盤“白酒并購第一案”的董事長的辦公室和餐桌如此簡樸時，我們想到了有人形容的“川人造酒觀”——白酒是一項值得畢生奮斗的自豪事業。

　　在白酒的人才培養上，國家釀酒大師、瀘州老窖公司總經理張良先生是呼吁最多的，面對白酒高級人才的奇缺，他曾在各種場合發表自己的人才觀，并身體力行、言傳身教，他甚至說：白酒行業非常需要“拔苗助長”培養一批技術專家和營銷專家，為白酒的未來發展輸入新鮮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