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解讀中國現主流年份白酒的現狀　　

　　（注：在此處僅列舉了部分國家一名酒和二名酒推出的年份白酒）　　

　　二、年份白酒的“大躍進”，經得起考驗的有幾何？

　　中國的年份白酒到底有多少是真實的，可以考證的呢？

　　60年前的舊中國，三年抗日八年內戰，全國雞飛狗跳，戰亂不安，時刻腦袋都別在褲腰上，四處躲避戰禍、攜鋪蓋家眷四處逃難的時刻，想想有誰能高枕無憂，泡在酒作坊去潛心鉆研年份酒呢？還會預測到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年份酒的時代呢？

　　大部分國家名酒廠雖然是在五、六十年代建立起來的，但哪個名酒廠的發展史上不是寫的當時是一個“一窮二白”、小的巴掌大的作坊的基礎上肩扛手提，馬加驢子、鐵鍬板耙一路艱辛創業過來的呢？而且在我國的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正是大煉鋼鐵，大搞人民公社的時候，全國老百姓為了貫徹“以鋼為綱”的指示精神，都上山采礦，砍樹，下地筑爐煉鋼去了。只聽說全黨全民大煉鋼鐵，大辦萬頭豬場，大辦萬雞山，倒沒有聽說過給酒也像鋼一樣下過高指標，大辦酒廠。況且當時我國遇到了空前絕后的三年自然災害，在這場饑餓中，大陸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數就是2158萬人，主要死因是餓死。想想在國家正在鬧饑荒，南瓜、紅薯還不夠用，連樹皮、草根都吃了的年代，還有誰敢動用大量的糧食來釀年份酒，等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來開壇呢？

　　我國70年代和80年代是計劃經濟年代，當時國營或集體企業都是按國家的計劃指標指令性生產。在買油、糧食都要憑居民糧油證和糧票統配統分，吃飯都在廠部或公社食堂排隊的年代。國家的名酒廠也好，小酒廠也好誰會有先見之明，預測到三、四十年后會是年份酒的時代。有誰早就與政府協調，早就刻意多批了點糧食指標用于年份酒生產嗎？如果二十年、三十年陳釀對于老名酒廠來說真實存在、并有大量存儲的話，也是按計劃指標生產的話，當時是一個計劃經濟體制年代，就應該在市、省計劃部門、商業部門或輕工業部門有備案的，至今倒沒有看到哪一個計委、商業部門和輕工業部門公布過類似的數據，證實當年某某酒廠封存了多少噸基酒用于三十年或四十年之后開壇。

　　其次，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中國的老名酒們，自九十年代以來直至今天，你們就一直叫“餓”，一直處于缺貨漲價中，供不應求。但卻為何卻現在出來這么多的陳年好酒呢？　　　　　

　　再就是，如果年份酒這么旺銷是各企業早就“預料”之內的事，為什么都要趕在這個時候出爐呢？為什么不提前十年、二十年面市呢？••• •••　　

　　三、年份白酒“大躍進”背后的年份概念紛爭

　　到底“年份”一詞該如何解釋，白酒界也一直在爭論不休，特別是近期在酒業界對年份酒的概念解釋也開始有了不同的聲音：

　　第一種是某一年生產的或者說是釀造出來后經貯藏和陳放了一定時間的白酒。

　　第二種是前期的一種“酒糟和老窖”論，觀點為年份酒的主要標準應該是按發酵窖池和釀酒母糟的循環使用年代。

　　不論哪一種說法，從企業對年份酒的傳播和推廣、概念打造及消費者接受方面來看，年份酒均屬一個陳釀或陳年酒的概念。精銳縱橫經過多年的咨詢服務經驗發現：絕大多的消費者認為，年份酒的概念應為：某一年生產的，或釀造出來后經貯藏或陳放了一定時間的白酒。近幾年業界的普遍議論認為：年份酒中至少80%的酒體應完全是當年的才可以被稱作是這個年份的年份酒。只要企業能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瓶酒是什么時候生產的，或釀造后陳放的時間長短就能說酒有多少“年份”。如企業在酒釀出來后經過現場封存公證和檢測鑒定，再在開封時予以時間公開，便可以稱幾幾年的酒或多少年陳釀。另外一種特殊的現象就是，一個酒有具體的生產日期，但在市場滯銷后，貨架期時間也是其一種年份。　　

　　四、是什么在驅動中國年份白酒？

　　是什么促成了年份酒的暴發性增長呢？讓我們來看一部分白酒企業開發年份酒的理由：

　　 1996年，“古井貢”最先開發出古井十年陳釀，售價更是高達200多元，高出了當時發展勢頭正猛的五糧液。古井貢開發年份酒的初衷是因為看準了行業發展的趨勢和后來者瀘州、五糧液發展的猛勢發展所迫，很可惜的是，因為古井貢缺少堅持和系統的運作，最終這款產品變成了一個區域性產品。為了鞏固自己國家名酒的地位和形象而推出了當時的一款“重量級”產品。但古井一直都看好這一塊市場，在2005年古井貢重新對年份進行了概念定位和市場區隔后開發出了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紀年酒并隆重上市，是紀念國家連續四屆白酒評比古井均獲優質獎。

　　 緊接著茅臺以國酒之尊開發了15年、30年、50年、80年按年令予以區分的年份酒，其誕生的理由是為了維護中國首席國宴酒的尊嚴，改變多年以來茅臺仍然以較低的價格出現在中國國宴上的需要。同時，國內500強企業、黨政軍團體、專賣店等對茅臺開發高檔產品也有相應呼聲，我們認為其更多的是為了應對國窖1573和水井坊在中國高端白酒市場的作秀帶來的競爭壓力而作出的反擊。

　　 2005年7月，白酒大王五糧液的10年、15年、30年、50年、60年年份酒在北京上市，并交給金六福華澤集團運作全國市場，五糧液年份酒的誕生理由是市場消費升級的需要、五糧液質量的成功、白酒大王生產規模的彰顯及鞏固其在中國白酒市場品牌價值第一的需要。

　　 2005年酒鬼年份酒6年、9年、15年的上市，作為一個非國家名酒而在價格上超越了茅五的酒鬼，其誕生的理由是：酒鬼率先在白酒行業實行整合文化營銷（“無上妙品”的訴求）和獨特的創新香型（馥郁香型）。同時由于酒鬼前些年的銷售乏力，囤積了數萬噸老酒，為酒鬼年份酒提供了質量保障。

　　 2006年8月26日瀘州老窖封壇年份酒9年、18年、28年正式露面，以其中國最古老的窖池、濃香鼻祖的工藝地位、質量體系的保障、多年老酒的累積、企業的資深實力作后盾，其開發年份酒也是順理成章，實至名歸的事情。同時，更進一步的彰顯了其價值鑒賞的歷史。　　

　　我國白酒工業的發展己經歷了作坊酒、工業酒、品牌酒、廣告酒、文化酒五個時代，目前進入了品質酒時期，白酒的窖池文化、工藝特色、香型風格、老糟歷史、獨特藏酒方法、陳貯時間等成了各大白酒企業潛心挖掘的“致勝法寶”。其中，“酒是陳年香”，是中國人對于好酒的傳統認知中不可動搖的根本理念，也是最能引起消費品質好感認知的，最有效、最直接認知的手段。這就成了各大廠家喧囂自己高品質的不二選擇，排在后面的依次是老窖、老池、品級、星級等。在各企業不同資源的驅動和利益誘導下，中國酒市誕生了各式各樣包裝豪華、雍貴的年份酒，并輔之高端的電視廣告訴求、報刊雜志新聞報道、核心消費者公關，事件營銷炒作，將白酒“年份”概念攪得一時風生水起。　

五、生產年份酒要具備什么條件：

　　（1）、資金實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一個企業每年要存放上千噸、萬噸的基酒待幾十年后來開壇，無疑就相當于是存了一筆定期存款，要幾十年后再取出來。具體存放若干年后，酒水損耗有多大？利潤能增幾何？銷售情況如何？質量影響如何？無疑對企業來說是有相當大的風險的。

　　（2）、規模的貯藏條件：按現今一個企業的年份酒出貨量來看，如果要保證全是真家伙的話，一個企業起碼動軋就需要幾十萬噸、甚至百萬噸的貯藏規模、貯藏場地和貯藏管理能力條件。特別是很多企業在宣傳時打出的貯藏都是采用的陶壇窖藏，可以去估算一下，需要多少陶壇和貯藏場地。

　　（3）、成熟的工藝技術條件：對貯藏年份原酒的保管要求，我認為也是相當高的。這是比照國外的葡萄酒年份酒的保管條件來看待的。如在葡萄酒的保存溫度上全球認同的常識是”理想的存酒的溫度是10-15度，溫度高酒成熟過快，酒會粗糙，欠雅致，也很快就變老了，如果一個月的室溫達29度，已經不可收拾了，溫度加10度，會令酒的陳化增加一倍。最好整年的溫度變化不超過5度，如果溫度在六小時內迅速升高，酒的陳化會很迅速，最后變壞”。白酒雖然酒精度含量高于葡萄酒，但我想兩者在貯藏方面的機理也有相近之處。國內目前僅有關于年份白酒貯藏方法的介紹，還幾乎沒有見到相關年份酒貯藏管理技術上的探索報道。　　

　　六、國外真實年份洋酒是如何造出來的？

　　在國外洋酒也要經過窖藏陳化，包括白蘭地、威士忌、朗姆、紅酒等。國外的洋酒，如果標明12年、18年、25年就真是放在地窖里的橡木桶中存放了這么些年后再灌瓶出售的。像法國白蘭地和蘇格蘭威士忌酒廠的酒窖，門鎖有兩把，一把鎖的鑰匙在酒廠老板手里，另一把鎖的鑰匙在當地警察局長手里，到時間一起開鎖。因此，買正宗的原裝進口洋酒，瓶貼上標明18年的就是貨真價實的18年。同時，國外也允許不同儲存年份的酒可相互混合，但混合之后只能按照最低酒齡來分級。在國外，有AOC和DOC等法定小產區法律認證和保護措施。這是今天的中國年份酒在消費公信力上所無法相提并論的。　　

　　七、我國有沒有真實的年份白酒？

　　對于少量的年份藏酒，我國民間早有其習俗，如著名的紹興“女兒紅”就是紹興人在生了女兒時，就釀酒埋藏，在嫁女時就掘酒請客，久之形成了一種風俗。在生男孩子時，也依照著釀酒、埋酒，盼兒子中狀元時慶賀飲用，所以這酒也叫“狀元紅”。這種長期儲藏的陳年老酒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年份酒。另外我國古代一些富裕的官宦人家也有藏酒陳釀的嗜好。這一些規模都是很小，主要供自家人或親朋好友三、五小啜而己。這些陳年黃酒只僅家庭自用型的，且數量稀少，非常珍貴，不能形成商業用途的產業規模。

　　面對當前中國酒市上魚目混珠、真假不分、良莠不齊的年份酒市場，精銳縱橫的觀點認為：按照二八理論來區分的話，目前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年份酒是靠營銷吹擂出來的，是一種概念層面的打造，利用各種電視廣告訴求、報紙軟文、事件營銷、核心意見領袖言論等手段將年份“釀造”出來的。“謊話說上一千次也變成了真理”，好報道多了，時間長了，也見怪不怪了！另外，高檔年份酒存在一個普遍現象就是“買酒的不喝、喝酒的不買”，大部分年份酒都是政務、商務型上流社會消費人群所享用，普通的老百姓要想喝上幾百上千甚至于上萬的年份酒真是“可欲不可求”的事情。但也許是花了高價錢，質量或多或少比一般的酒質強一些的緣故，加上各大酒廠對年份神秘的打造，大部分年份酒仍被各界消費者所推薦，至今也還沒有誰對年份白酒的真實性提出過實質性的挑戰！

　　既然中國的年份酒八成是有水份的，那另外兩成呢？另外兩成可能是真實的。現在有可能的真實年份酒是如何途徑來的呢？

　　1、 樣酒。如國家的老名酒廠，在每批基酒調兌時都會刻意留一部分樣酒，用于下一批次成品酒的勾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定的積累。但是量是有一限度的。

　　2、 積壓酒。從80年代未開始，我國國營企業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政企分離、政府由指令性向指導性職能轉化及企業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很大一部國營企業或集體企業由于轉換的時間過長，企業一直處于一個拖而未決，生產半停半開，企業要死不活的過程中，有相當的一部分企業按計劃指令生產的白酒由于銷售不暢而一直囤積遺留下來，由于企業的生產技術負責人和生產工人一直仍保持著國有企業的管理務實作風與工作嚴謹態度，使這些基酒得以很好的保存下來，而且變成了不可多得的年份好酒，像這樣的企業目前我們就知道西北有一家。

　　3、戰略投資型的年份酒。理論上可能存在，但目前業界沒有發現一家企業站出來說話，而且能否經得起行業專家和消費者的集體考證還是一個大問題。

　　八、年份白酒市場亟待規范，是不是該來一場整風運動了？

　　食品工業是一個道德工業，良心工業。面對當今中國白酒四處身披“年份新裝”、滿城作秀的現狀，我們深為堪憂！用任何商業性的廣告、傳播和公關想蒙蔽消費者雪亮的眼睛只會是眾多廠家所做的掩耳盜鈴式欺人之談。在消費者主權時代里，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就在于“誠信”二字，對中國年份酒去偽存真，維護整個酒類行業的信譽和市場形象、地位是比任何一個企業的短期利益行為都重要的工作。2004年阜陽奶粉事件、2005年蘇丹紅事件帶給行業的洗禮是一場革命性的洗牌。面對魚龍混雜、真假不清的中國年份酒市場，國家主管機關、行業部門也應要好好管管了，需要對年份白酒進行認真梳理一下，來一場清理整頓、對市場實行準入制度，對不具備生產年份酒的企業有序洗牌，凈化一下市場經營環境了。這一場中國年份白酒的整風運動會不會到來呢？我們拭目以待。　　

　　后記：

　　在寫稿時，我們欣聞于2008年1月1日國家將發布實施新的《葡萄酒國家標準》，新的標準中對年份葡萄酒的定義是：所標注的年份是指葡萄采摘的年份，其中年份葡萄酒所占比例不低于酒含量的80%。葡萄酒產品標簽標注的年份，只是表示用該年份采摘的葡萄釀造而成的葡萄酒。同時，這個標準的出臺對酒類企業的原料儲存能力也將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不具備一定規模的酒窖，那么企業標注年份酒的能力與時間都將受到限制。我們也希望國家主管機關、行業部門也盡快制定年份白酒標準，對年份白酒的標注作出明確的規范，從原料、產品生產、含量、年份標注等方面來嚴格規范企業的行為，從源頭堵住假冒偽劣年份酒的泛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