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前的幾十年中，由于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情況估計過分嚴重，使得我們搞了幾十年的階級斗爭；而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由于對不穩定因素、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估計過重，使得我們形成了一種“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穩定”成了一種終極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為“穩定”讓路，凡是可能影響“穩定”的事情都要暫停，社會中哪怕雞毛蒜皮的沖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穩定”和安定團結的高度。“影響穩定”成了無法擔當的政治責任，在民眾那里，“穩定”成為一種無需論證的話語。

　　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里，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一些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進，但經濟發展中一些重要的結構性矛盾始終得不到解決，按照吳敬璉先生的說法，如果市場經濟也有好市場和壞市場之分，那么，走向壞的市場經濟的那些因素不但沒有減弱，甚至有的方面還在強化。更重要的是，在經濟領域之外，“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使得整個管理層謹小慎微，畏首畏尾。

　　這樣一來，許多事情，特別是重要的改革舉措被延誤。在改革的過程中，時機和順序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很多事情，在1980年代的時候，我們會說很多條件還不具備，能拖就再拖一拖。實際上卻是把這個問題拖到了解決條件更不好的時候。我覺得，在中國的改革中，很多狀況都如此。事實上，越拖到后來，我們就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更大的代價。比如現在當我們面對很多問題的時候，有人會覺得現在解決這個問題會有一定的困難和風險，可以往后放一放，但放到什么時候？也許多年以后我們會有這樣一個感覺：這件事還不如在2007年就解決了，2007年做這件事的條件應該比現在還要好。所以，我認為我們這個社會現在要重新思考的重要問題，就是穩定的問題，要形成關于穩定問題的新思維，并在這個前提下，用堅定的自信來推進改革，造就社會的活力。

　　客觀地說，“穩定壓倒一切”思維定勢的形成，不是沒有原因的。比如當蘇東劇變的后果呈現在我們面前時，對危機和不穩定的擔心也成為一片陰霾沉重地壓在人們的心頭。另一個原因是，隨著改革進入利益重新分配的時期，某些改革措施實際上異化成了掠奪財富的戰爭，社會矛盾在不斷增加或顯現。于是，社會中也開始形成一種危機式思維。我記得2003年的時候，就有研究報告稱，10年之內，中國一定會發生大的社會危機，甚至還非常明確地說，還有7年。我知道，這些學者也是好意，是想促使政府正視某些問題，盡快采取措施解決，但這樣的結論無疑強化了對危機可能性的過分估計。另外還有一個所謂2000－3000美元是矛盾多發期的說法。其實，在國際學術界這也是一個沒有得到充分論證的說法。不錯，在有的國家的確存在類似的現象，但如果分析其原因就能發現，那主要是由于經濟發展了，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主和參與的要求就會增強。但在我國，近些年來盡管經濟發展很快，類似的邏輯并沒有出現。一些社會矛盾增加，與其說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不如說是我們工作中某些遲滯造成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要重新看待和認識與穩定有關的重要理論問題。首先，是對于社會穩定要有一個總體性的判斷。對此，我一直有三句話。第一句，經濟快速發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穩定；第三句話，社會矛盾突出。我們應當正視這個現實，但對這些社會矛盾的性質與特點，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不能視而不見，也不能對其性質估計過分嚴重。我認為對于這個社會當中的大局，要有一個清醒的判斷。基于這一點，我想用“秩序問題”來代替“穩定問題”，我們應當明確提出，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社會生活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