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向宏:怎樣才能避免奶農宰殺奶牛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今年中國乳業遇到了較大困難,導致鮮奶收購價下跌。進而導致奶農入不敷出,部分地區有奶農忍痛宰殺奶牛。這個連鎖反應,可以作為一個范本,說明我們目前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存在哪些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搞市場經濟畢竟經驗稚嫩,難免錯漏,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今年中國乳業遇到了較大困難,導致鮮奶收購價下跌。進而導致奶農入不敷出,部分地區有奶農忍痛宰殺奶牛。這個連鎖反應,可以作為一個范本,說明我們目前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存在哪些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搞市場經濟畢竟經驗稚嫩,難免錯漏,常常是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不該市場化的卻市場化了。首先,大家都知道,農民種什么不種什么,養什么不養什么,這些本來應當交給市場決定的事情,有關部門往往喜歡越俎代庖,為民作主。若干年前,有關部門做了一些研究,認為中國奶牛養殖業發展太慢,而且“小、散、低”,“迫切需要向規模化、集約化、標準化轉變”,大力推廣如奶牛養殖小區等措施,以各種優惠措施鼓勵養殖戶“做大做強”。甚至在2008年,全行業因為個別奶粉質量問題遭到很大沖擊之后,有關部門推出的《奶業整頓和振興規劃綱要》,依舊提出要“到2011年10月底前”,力爭“100頭以上規模化養殖場(小區)奶牛比重達到30%左右”。
然而在世界上奶業最為發達的美國,奶牛養殖卻是以“小、散”為主的。美國99%的養殖場是家庭農莊,而這些家庭農莊中,77%的不到100頭奶牛。當然,我國提的“100頭以上達到30%左右”的目標,是以奶牛頭數為基數,不是以養殖戶數量為基數。即便如此,美國的情形至少說明,“規模化”并不一定是奶牛養殖業發展的必然方向,而以“100頭”為劃界標準就更沒有什么實踐依據了。
從1991年到2000年9年間,我國奶牛存欄數增長了大約2/3,平均年增長率不過5.7%;但是從2000年到2006年的6年間,猛增了2.79倍,平均年增長率高達19%.同期原奶生產量猛增了3.6倍。我國也從一個奶業弱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三產奶大國。本是一個典型的東方國家,如今在奶產量上卻超出了幾千年以來都以奶制品為主要食品消費的諸多西方國家,這樣迅猛的擴張速度,如果不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激勵,很難想象它會自然發生。
中國人的食譜決定了,我們消費的主要是初級奶產品,包括鮮奶、奶粉、酸奶、奶油和冰淇淋等。而西方人用于佐餐、烹飪的黃油、奶酪等深加工奶制品,中國人幾乎不消費。問題在于,后者恰恰是奶制品消費的大頭。例如在美國,上述初級奶制品消費,僅占用原奶總產量的23%;而黃油和奶酪兩項就占用58%.換言之,除非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全盤西化,否則,中國作為世界奶業生產大國,其消費能力卻是有限的。這種情況下,在生產一端的短期快速擴張,當然會造成積壓。
現在,人們傾向于把奶業危機都歸咎到去年的毒奶粉事件上。但是深想一下,為什么會出現大規模在原奶中摻假的現象?少數人這么干,可以說是壞了良心;如果干的人多,就要考慮到其它因素。我以為,根子正是因為生產能力過剩,導致原奶收購價格偏低,促發了各種摻假行為的蔓延。而目前這一輪奶業企業的庫存積壓,也不能完全看成是去年毒奶粉事件造成的短期需求下滑,也要認真考慮過去幾年是否存在生產能力過度擴張。
當然,我并不是說中國過去幾年大力發展奶業是錯誤的。一種生產能力的積累,來之不易。既然發展起來了,就是一筆財富,不能輕易說退回去。何況長期看,中國人的奶制品消費需求還會繼續增長,足以消化掉目前這點積壓的生產能力。但是,在生產能力快速擴張之后,要呵護、維持住這一生產能力,政府就需要有所作為。
這就牽涉到我開頭說的,我們常常犯的第二個疏漏了:把不該市場化的東西市場化。也就是說,到了原奶采購環節,這個最應該政府來干預、來采取各種保護措施的環節,有關部門卻在相當長時期里缺位了。你把奶農生產一端的積極性刺激起來了,在需求一段反而放任他們自生自滅,這豈不是像是戀愛談了一半把別人甩了嗎?
即使大國中最為傾向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也對原奶收購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國家最低采購價格。這就是所謂“國家原奶銷售牌價(Federalmilkmarketingorders)”。這個保護價格,是聯邦政府有關機構,依據幾種主要奶制品的市場批發價格,反推回去得出來的,再根據不同地區的劃分加以調整。實際的收購價格,只能高于這個牌價,不能更低。今天,美國市場上大約2/3到3/4的原奶,是在這個國家牌價體系下采購的;另外的則是在一些州自己的地方政府牌價體系下(通常高于國家牌價)銷售的。
國家規定采購價格有多種好處,其中之一,就是直接保護了奶農尤其是散戶的利益。由于國家采購牌價是依據中長期市場價格來調整的,它也能熨平價格波動。像中國這次,奶業遭遇突發危機而出現短期過剩時,如果有一個國家牌價體系,就能很好避免今天奶農紛紛殺牛、明年又會奶源不足的現象了。當然,我了解到目前我國不少地方政府已經推出類似的價格保護措施,中央政府也有撥專款支持原奶采購。但它們都還只是臨時的應急做法。需要像美國那樣制度化,甚至成為一項法律,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作者系國際商業顧問)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搞市場經濟畢竟經驗稚嫩,難免錯漏,常常是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不該市場化的卻市場化了。首先,大家都知道,農民種什么不種什么,養什么不養什么,這些本來應當交給市場決定的事情,有關部門往往喜歡越俎代庖,為民作主。若干年前,有關部門做了一些研究,認為中國奶牛養殖業發展太慢,而且“小、散、低”,“迫切需要向規模化、集約化、標準化轉變”,大力推廣如奶牛養殖小區等措施,以各種優惠措施鼓勵養殖戶“做大做強”。甚至在2008年,全行業因為個別奶粉質量問題遭到很大沖擊之后,有關部門推出的《奶業整頓和振興規劃綱要》,依舊提出要“到2011年10月底前”,力爭“100頭以上規模化養殖場(小區)奶牛比重達到30%左右”。
然而在世界上奶業最為發達的美國,奶牛養殖卻是以“小、散”為主的。美國99%的養殖場是家庭農莊,而這些家庭農莊中,77%的不到100頭奶牛。當然,我國提的“100頭以上達到30%左右”的目標,是以奶牛頭數為基數,不是以養殖戶數量為基數。即便如此,美國的情形至少說明,“規模化”并不一定是奶牛養殖業發展的必然方向,而以“100頭”為劃界標準就更沒有什么實踐依據了。
從1991年到2000年9年間,我國奶牛存欄數增長了大約2/3,平均年增長率不過5.7%;但是從2000年到2006年的6年間,猛增了2.79倍,平均年增長率高達19%.同期原奶生產量猛增了3.6倍。我國也從一個奶業弱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三產奶大國。本是一個典型的東方國家,如今在奶產量上卻超出了幾千年以來都以奶制品為主要食品消費的諸多西方國家,這樣迅猛的擴張速度,如果不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激勵,很難想象它會自然發生。
中國人的食譜決定了,我們消費的主要是初級奶產品,包括鮮奶、奶粉、酸奶、奶油和冰淇淋等。而西方人用于佐餐、烹飪的黃油、奶酪等深加工奶制品,中國人幾乎不消費。問題在于,后者恰恰是奶制品消費的大頭。例如在美國,上述初級奶制品消費,僅占用原奶總產量的23%;而黃油和奶酪兩項就占用58%.換言之,除非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全盤西化,否則,中國作為世界奶業生產大國,其消費能力卻是有限的。這種情況下,在生產一端的短期快速擴張,當然會造成積壓。
現在,人們傾向于把奶業危機都歸咎到去年的毒奶粉事件上。但是深想一下,為什么會出現大規模在原奶中摻假的現象?少數人這么干,可以說是壞了良心;如果干的人多,就要考慮到其它因素。我以為,根子正是因為生產能力過剩,導致原奶收購價格偏低,促發了各種摻假行為的蔓延。而目前這一輪奶業企業的庫存積壓,也不能完全看成是去年毒奶粉事件造成的短期需求下滑,也要認真考慮過去幾年是否存在生產能力過度擴張。
當然,我并不是說中國過去幾年大力發展奶業是錯誤的。一種生產能力的積累,來之不易。既然發展起來了,就是一筆財富,不能輕易說退回去。何況長期看,中國人的奶制品消費需求還會繼續增長,足以消化掉目前這點積壓的生產能力。但是,在生產能力快速擴張之后,要呵護、維持住這一生產能力,政府就需要有所作為。
這就牽涉到我開頭說的,我們常常犯的第二個疏漏了:把不該市場化的東西市場化。也就是說,到了原奶采購環節,這個最應該政府來干預、來采取各種保護措施的環節,有關部門卻在相當長時期里缺位了。你把奶農生產一端的積極性刺激起來了,在需求一段反而放任他們自生自滅,這豈不是像是戀愛談了一半把別人甩了嗎?
即使大國中最為傾向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也對原奶收購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國家最低采購價格。這就是所謂“國家原奶銷售牌價(Federalmilkmarketingorders)”。這個保護價格,是聯邦政府有關機構,依據幾種主要奶制品的市場批發價格,反推回去得出來的,再根據不同地區的劃分加以調整。實際的收購價格,只能高于這個牌價,不能更低。今天,美國市場上大約2/3到3/4的原奶,是在這個國家牌價體系下采購的;另外的則是在一些州自己的地方政府牌價體系下(通常高于國家牌價)銷售的。
國家規定采購價格有多種好處,其中之一,就是直接保護了奶農尤其是散戶的利益。由于國家采購牌價是依據中長期市場價格來調整的,它也能熨平價格波動。像中國這次,奶業遭遇突發危機而出現短期過剩時,如果有一個國家牌價體系,就能很好避免今天奶農紛紛殺牛、明年又會奶源不足的現象了。當然,我了解到目前我國不少地方政府已經推出類似的價格保護措施,中央政府也有撥專款支持原奶采購。但它們都還只是臨時的應急做法。需要像美國那樣制度化,甚至成為一項法律,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作者系國際商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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