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90年代末曾經盛極一時的民間壓榨企業正遭遇各方面的挑戰。“所謂的挑戰其實將我們推向了一個四面楚歌的困境，走不下去也走不出去，只能跟著別人走。”一位從事了20多年的壓榨行業的民間企業家如是說。

　　在新疆當地的植物油原料收購企業中，除了益海(昌吉)糧油工業有限公司規模一枝獨秀外，活躍在鄉村一級和縣城一級的壓榨市場的主要是過去糧油系統改制出來的一批民間企業。經歷了計劃經濟松綁后的繁榮，在入世引來的外商“老師”面前，這些民間企業的狀態堪稱“夾縫生存”。然而，在夾縫中還能生存多久，民間企業家們似乎誰也不敢多想這個問題。

　　不敢收了，一收就虧

　　活躍于當地壓榨行業的楊杰是一家糧油加工企業，每年都能在周圍幾個農業縣收購到2萬噸左右的油葵，但是今年他只從鄉親們手里收購了3000噸。

　　記者在楊杰的壓榨廠，一股濃香的“炒瓜子”香味撲鼻而來，廠房外面的1000多平方米的水泥壩子堆放著幾堆油葵，已經用彩條布遮蓋起來。三幢加工廠房只有一幢開工，發出隆隆地機械運轉的聲響。廠房外面則堆放著粕料(原料榨完油的剩余物)，散發出一股油香味。

　　楊杰說，去年這個時候已經收購了1萬7000噸油葵，三套機器晝夜運轉；今年才收了3000噸，只能停工部分機器。“因為油賣不出去。”

　　楊杰口中所說的“油”其實就是壓榨企業加工出來的散油，是指初榨、散裝的、大包裝植物油，通常提供給下一級加工或經銷企業轉變為小包裝或進行調和成食用油，或者直接散裝銷售的植物油。這部分油比小包裝食用油占據更廣的市場，尤其是中小城市及以下的市場。

　　據楊杰介紹，今年榨油廠之所以只收了3000噸油葵，主要在于“他不敢收油葵”。“榨油廠收不到訂單，我們就不敢收購油葵，這是其一；其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油葵掉價太厲害了。在不到一個月內，從3元8一公斤收到現在的3元5分一公斤。開始收的油葵已經虧進去100多萬元。”

　　據了解，楊杰的榨油廠年處理油脂原料35000噸到40000噸，其中只有一成的清油供給當地市場，九成以上還是賣給外地大油商。“他們不要油，我們也不敢。一些農民或者經紀人把油葵一車一車拉到我面前說，你給價我就賣，但是我們不敢給價，說給3塊1毛，馬上就跌到3塊5分。”

　　就在采訪過程中，楊杰接到電話說收購價掉到3元一公斤。早就無心收葵的楊杰當即決定暫停收購，打電話召回下到農村收購油葵的員工立即停止收購。“這不就是瞬息萬變嗎？不敢收了，一收就虧。”

　　楊杰的客戶之一上海佳格食品公司今年就沒有收他一滴葵油。該公司內蒙古和新疆的代表陸先生印證了這一結果。“整個行業頻現跌勢，我們的下家也在撤離和減少訂單，而且市場如此不穩定，不敢下手。”

　　失去主導權　受制于人

　　在老臺鄉糧站，在采訪楊杰的過程中，油葵跌價的訊號都來自電話。這個電話為什么有如此力量，可以決定基層交易的進行？這個價格是怎么產生的？帶著這些疑問，記者追蹤采訪相關的業內人士。

　　老臺鄉糧站的值班人員告訴記者，電話是從委托他們收購的企業打來的。“這個企業是本縣的壓榨廠，他們電話說調價就調價，我們只是代理收購，收點倉儲費用”，昌吉市昌鼎工貿有限公司油脂公司總經理王學剛說：“行情變化快的主要原因在于定價權目前掌握在益海手上。我們當地所有大大小小的本地企業都看他們的價格，他們收購價格跌了，我們就得繼續往下跌。”

　　王學剛提到的“益海”，全稱是益海(昌吉)糧油工業有限公司(下稱益海)，2004年9月初，美國ADM公司與新加坡豐益糧油公司組建的中國投資(益海)私人有限公司與上海益海企業發展有限公司、昌吉市康味緣食品有限責任公司共同投資興辦了益海(昌吉)糧油工業有限公司。該公司具備國內最先進的食品生產線，年處理植物油料25萬到30萬噸，年生產全精煉食用植物油12萬噸，蛋白飼料18萬到20萬噸。產品除滿足新疆的消費外，還大量銷往內地，部分產品出口至澳大利亞和中國臺灣市場，目前是西北地區最大的壓榨企業。

　　據了解，由于實力懸殊，楊杰、王學剛等當地民間企業的收購價格要比益海低5分到1毛錢，以維持一定的利潤空間，否則將無利可圖，由于成本高于益海還將迅速地在當地市場中被淘汰。

　　楊杰、王學剛等人認為，益海進駐當地壓榨市場從技術和管理模式上提高了整個行業的經營水平，但是由于其強大的資金后盾和團隊化的運作模式，三年下來，六七成的市場已經收進囊中，植物油的原料越來越多地集中到了益海手中，市場的定價權也隨之旁落。“失去了主導權，收購市場的行情我們只能跟隨益海走。”

　　原來，民間壓榨企業的價格是跟隨益海的收購價格走的。一般來說，益海更新收購價后，當地的壓榨企業隨即調整價格，通過電話往下傳，隨時做出調整。老臺鄉糧站是一個最末端的收購方，而楊杰作為一個企業的負責人也是通過這個價格來決策。

　　那么益海的收購價格又是怎么出臺的呢？益海(昌吉)糧油工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剛接受采訪時說：“我們有整套行情測算團隊，他們盯在CBOT(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大連期貨交易的大盤上，根據期貨和現貨的價格來測算原料的收購價格。”

　　有點“單刀赴會”的悲涼

　　雖然王學剛等人知道壓榨企業和國際國內期貨市場掛鉤，但是他們并沒有確切的金融知識和技術去支撐對已經納入全球化市場的把握。拿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在外商大企業的控制下，他們只能憑借“地頭優勢”來經營，處在于一種受擠壓的“夾縫狀態”中。然而，此輪行情下的民間壓榨企業已經覺得“暮靄沉沉”。未來還能走多遠，他們不敢多想。

　　“除開鄉村小作坊，稍微大一點成規模的壓榨廠已經不到20家，而在(上世紀)90年代這里可是活躍著上百家的壓榨廠，隨著自身的優勝劣汰逐漸減少，益海入疆后，這種行業整合迅速提速，很快就沒幾家幸存。”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說：“存下來的大多都是過去老糧油系統下的人，有背景有關系，可以從外商壟斷的市場里拾得一些牙慧。”